中国崛起与东亚格局变迁

内容提要：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关 键 词：东亚格局 东亚秩序 中国崛起 两面下注 对冲战略

作者简介：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长时期的总体和平局面。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在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却基本维持了原有格局，由此导致东亚格局演变的一些特殊性质，这表现为东亚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颇引人注目、同时又具有一定反常性质的现象。如有学者认为，虽然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真朋友”的关系，但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而是采取了一种“假朋友策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虚假的友谊。其次，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路径，东亚国家对“东亚地区主义”曾经寄予很高期望，

“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一度成为本地区学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虽然人们对东亚合作投入了很大热情，但这些期望并未能转化为现实，东亚合作的步伐也逐渐停滞，以至有人提出东亚地区主义是“令人失望的地区主义”（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东亚地区主义和地区合作在２０１０年前后出现颇为明显的停滞。为什么在这一时间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否是一个偶然现象？再次，东亚地区制度安排叠床架屋，一些地区制度的功能不清且相互重叠。东亚不仅存在制度过剩现象，甚至出现制度竞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ｃｉｎｇ）的局面，不同行为体支持不同的地区制度，导致每个制度的功能都难以充分发挥，并在地区制度之间形成较为严重的相互消耗。此外，东亚地区国家一方面并未努力制衡国际体系内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另一方面，对于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本地区大国中国，他们总体上既不制衡，也不追随，而是比较普遍地实行战略对冲政策，这种策略如此普遍地被一个地区的国家使用，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最后，２００９年后，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急剧的变化，从过去对东亚合作不是很关心，到对东亚事务“过于积极”的参与，这种态度的转变也颇耐人寻味。

本文认为，东亚地区上述反常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在本地区特殊背景下的崛起路径选择，以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地区格局具有内在联系。当前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格局，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路径将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变化做简单说明，第二部分分析相关国家行为策略的选择与东亚格局演变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东亚格局对本地区国家行为和地区合作的影响，第四部分对东亚地区特殊格局对东亚秩序发展方向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整体上的和平。在相对和平的局面下，地区格局中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贸联系和经济合作的显著加深。

对比１９９１年与２０１１年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２０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中国与东盟尚未建立正式关系，在当时的六个东盟成员国中，中国只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９０年代后，中国加紧与其他东盟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间，中国先后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中国在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１年分别与蒙古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于１９９２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总体上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与不少东亚国家的关系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存在，许多东亚国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某种意义上，东亚地区存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但这一等级关系在不同次区域以及不同领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戴维·莱克（Ｄａｖｉｄ　Ｌａｋｅ）认为，冷战结束后（截至２０００年），美国与东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但经济等级关系显著下降；美国与东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也没有大的变化，但经济等级关系则发生了起伏变化（见图１、图２）。

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１１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安全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迅速发展，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面貌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沿着一定方向发生着平稳和渐进的变化，这个渐进变化的累积性后果，极大地推动了地区格局的演变（见图３）。由此形成东亚地区经济格局与安全格局之间的张力。

图３主要基于２０１１年的数据，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国家的政府统计以及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网站。对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伙伴，美国政府并无统一的描述，但通过其官方的做法及其政府官员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政府报告，我们可以感知到其存在和大致范围。图３选择的这四个国家，只是一种大致的选择，不同的学者或许会采用不同的划分法，而且，美国的安全伙伴也是一个其范围处于变化中的概念。

如图３所示，美国在东亚地区有一个已经存在几十年的稳固的联盟体系，美国与地区盟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试图进一步加强与盟国以及与新加坡、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安全伙伴的联系，努力建构一个更加庞大和有效的安全网络，进一步强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同时，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五个正式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中，中国是除菲律宾外其他四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国作为本地区许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地位，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之深、发展势头之快，也给人颇为强烈的心理冲击。作为美国重要盟国的澳大利亚，２０１１年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２７．３％，而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３．７％。中国在２００９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１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３６２９亿美元，约为２００１年的４１６．２亿美元的９倍；同时，中国还是东盟最重要的投资和援助来源。１９９２年中韩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为５０亿美元，这一数额在２０１１年达到２２０６亿美元；相比之下，２０１１年韩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为１００７．８亿美元，不到中韩贸易额的一半；中国同时还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２０１１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从中国和美国的进口额分别为１８４０．７亿美元和７４３．７亿美元，分别占日本进口总额的２１．５％和８．７％。

虽然贸易关系无法完全说明经济关系，但它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具有较明显的指标含义。特别是现有的贸易规模再伴以中国与东亚国家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势头，使我们可以大体合理地认为，中国正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如果现有趋势不发生改变，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图３显示出的东亚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和主要安全关系相互分离，这成为地区层面的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东亚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不会是３～５年就会消失的短期过渡状态，而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长期存在。其对地区秩序的含义表现为：在顶层关系上，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中美关系；在安全领域，美国及其在东亚的联盟体系依然稳定地处于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有所加强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在观念分布上，本地区相当多国家还未做好坦然接受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心理准备，目前地区的制度与规则尚无法与中国正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中心这一事实有效地接轨和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