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格局变迁（3）

二元格局对国家行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

下文将对二元格局对东亚地区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地区合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东亚地区国家行为与地区合作中的一些反常现象，从地区格局的视角进行解释。

１．二元格局与中国的 “韬光养晦”政策

目前东亚二元格局还处于雏形阶段，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经济地位也只是初步形成。即便如此，在当前的局势下，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继续上升也具有了格局层面的重要含义，其性质不同于一国经济总量一般意义上的数量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不太引人注目、不引起美国及周边国家较为强烈负面态度的前提下发展自身的实力，对合作共赢、共同利益的追求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性手段。但在新形势下，“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从实践上，“韬光养晦”政策的顺利推进，从根本上依赖于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与发展。二元格局下，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不只具有单纯的经济含义，还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会遭遇到更多经济问题被安全化的情况，这会明显恶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

几年前的所谓中日东亚主导权之争，主要还只是经济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当中国在地区格局中逐渐显露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就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某种意义上，中日主导权的争夺主要是在原有格局内的竞争，而中美对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竞争（如果发生这样的竞争的话），则是关于地区格局本身的竞争。这不是简单的竞争规模更大的问题，而是更为根本的涉及地区格局性质与地区秩序方向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外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变得更为敏感。在中国受到的关注迅速增大，特别是一些外部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十分敏感、颇具戒备心理的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大。在二元格局初步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在东亚格局的演化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试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将成为本地区国家十分关注的核心问题。若此时中国仍然试图“韬光养晦”，不清晰地提出和阐释自身对地区格局走向的看法，而只是低调地追求自身实力的增长，将会变得十分困难。从根本上说，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难以“韬光养晦”，它对于自身发展对地区格局的影响难以低调处理。

２．二元格局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体上执行的是“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但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中心势头的情况下，美国对华逐渐加大了防范力度。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既是其战略重心转移和亚太战略的调整，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策略上的变化。

如果说中国成长为东亚地区经济中心不是美国事先期望的结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已经失败。在中国已成长为地区经济中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于接触中国越来越失去耐心和信心。从事后的观点看，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容易使人认为接触政策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的效果。由于中国的优势更多地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试图在安全领域与美国较量或直接对美国进行挑战，因此，美国要对一个总体温和的中国进行遏制非常困难。如果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上升，而只能在安全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则美国这样的遏制政策从根本上说很难获得理想的效果。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既是亚太地区重要性上升的结果，同时由于它发生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背景下，从而也是在战略上对东亚格局变化的应对。美国会在巩固安全领域优势的前提下，努力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以主导东亚合作的路径和方向。如果美国“重返”亚太在事实上的结果只是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军事安全领域，而在提升美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方面没有太大作为，那么，这虽然有助于强化美国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和中心地位，但其客观效果只不过进一步加大了东亚二元格局内部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的张力，并不利于形成更可持续的东亚秩序。

为此，美国在强化军事安全领域优势的同时，努力增强自身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美国增大了在经济领域向中国施压的力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的谈判，可以认为是一个具有地区层面战略意义的政策举措。通过推动ＴＰＰ，有助于美国维持与加强与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平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维持自身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同时，美国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获取本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并将其作为制约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通过推进ＴＰＰ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东亚合作进程之外，另一方面可以在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孤立。从长期来说，东亚国家最终需要在ＴＰＰ与“１０＋Ｘ”之间做出选择。但ＴＰＰ要对中国产生足够的压力，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一定的门槛效应。

美国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为推进ＴＰ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若退回５～６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美国希望借助ＴＰＰ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经济努力，重新占据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位置。美国在推动ＴＰＰ过程中的积极性与力度，与其对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在意程度和戒惧心理是成正比的。在二元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了新的战略忧虑，即“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有可能使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无以为继”，为此，美国需要在经济领域采取有力的举措来加以应对。

３．二元格局与中美之间的 “假朋友”关系

阎学通认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采取了“假朋友策略”，这一策略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当我们从东亚地区层面对中美关系加以理解时，可以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假朋友”关系实际上也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的 “假朋友”关系，而这种 “假朋友”关系的形成，在一定时期内，在地区层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经济与安全都是东亚地区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当地区安全中心与地区经济中心并不重合时，在两者之间会形成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中介作用，这一利益关系会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在目前的局面下，中国无意在安全上与美国破裂，美国也难以承受在经济上与中国破裂的代价。两个中心之间关系的彻底破裂，对中美双方都是代价极大、收益却很有限的行为。特别是，东亚不仅存在两个分离的中心，而且两个中心之间形成了一种经济利益深度相互依赖的状态，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存在于贸易领域，也存在于金融领域。从利益的角度看，在地区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一方面存在无法回避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美之间利益卷入的深度，以及利益在地区范围内波及面的广度，双方间需要维持一种至少是形式上的合作关系，这种利益格局使中美“假朋友”关系具有颇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并使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随着二元格局的深度发展，如果中美不能较为迅速地找到新的共处之道，两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继续发展，但由于现实利益的约束，双方仍有做出合作姿态的必要，在形式上会努力维持一种水平不高的合作关系。

４．二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两面下注行为

二元格局下，某些东亚国家采取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政策，这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做法，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维持平衡的一种方式。东亚格局中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的分离，给执行两面下注政策的国家也带来了一定的政策风险。特别是，如果两面下注政策盛行的客观效果是推动地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关系的紧张，则两面下注在微观层面符合这些东亚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宏观层面却会恶化他们所处的外部大环境，从而在宏观层面并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二元格局下，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东亚国家还面临一个内在悖论：他们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隐含地具有在中美之间站队并站在美国一边的含义；另一方面，由于与中国存在着重大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并不会真正与中国敌对，因为这会严重伤害其经济利益，而且真正与中国敌对一般来说也不符合其安全利益，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在安全上完全站在美国一边，还要维持与中国安全关系上的某种平衡，避免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对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太大的反作用。

对许多东亚国家来说，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在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政策的同时，还应努力推动两个中心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而不是相反。如果过于从短期利益出发，试图在短期和具体利益上以美国为杠杆压中国，或以中国为杠杆拖住美国，虽然这样做也许能实现某些局部利益的最大化，但随着地区环境的恶化，可能会给其带来更大的战略挑战和战略利益损失。

二元格局的出现让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面临较为棘手的难题：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经济实力及地区影响力的上升颇为烦恼，但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不足以应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它只能更多地解决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关切，而无法解决其在经济领域的问题，日本也无意从军事上与其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如果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制衡（如显著地降低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不可行，因为这会直接伤害日本经济，而日本经济规模的萎缩更不利于其发挥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在二元格局与中美关系的牵引下，日本面临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安全、经济利益内部还有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自身在地区合作中的地位三者之间的平衡困难。

二元格局的存在，既为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提供了比较大的政策空间，也对他们提出了不小的政策挑战，如果在实行对冲战略的过程中不能把握好尺度，很可能给他们造成不利的政策后果，因此，东南亚国家需要更为细心地维持不同政策考虑之间的平衡。

５．二元格局与地区合作

随着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逐渐清晰化，其对地区合作必然会带来比较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地区合作很可能是不利的。

二元格局的固定化，包括在其逐步成型和巩固的过程中，本地区国家对其可能产生的较为固定或僵化的理解与预期，不利于东亚合作的顺利开展和低成本推进。随着二元格局的清晰化，地区主义、地区合作的性质、目的和方式等会相应地发生较为根本的变化。一些行为体会更多地从零和博弈的视角来看待地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赋予经济竞争以政治安全方面的含义，使一些原本单纯的经济合作问题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战略内涵。与以往相比，一些东亚国家会更多地从政治、军事、安全和长期战略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上升进行解读，对一些能给本地区带来普遍利益的经济合作会产生更强的防范心理，采取更谨慎和戒备的态度。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会更多地从相对获益以及制度对利益分配产生的不同影响的角度看待地区制度的作用，并相应地对不同的地区制度和地区机制采取不同的政策立场。地区制度会被某些国家作为“制衡”工具来使用，即通过发起、利用和主导多边制度来应对压力或威胁。这种制度制衡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把目标国包容在多边制度内来约束和限制目标国的行为，二是把目标国排除在多边制度安排之外，以抵御外部国家的压力，或对外部国家进行孤立。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在制度领域的活动，而非建立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等硬制衡的方式，削弱对手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

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制度被许多国家作为高度战略性的工具来使用，一种新的地区制度安排的出现不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本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不是服务于推动本地区国家更有效的合作这样的经济目的或福利目的，而是成为权力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或机制的出现，不但不是地区合作往深入、有效方面发展的证据，反而可能使地区合作进一步深陷僵局，导致地区合作的停滞与倒退。

当然，在地区制度建设过程中，相关国家一直有多方面的考虑，这些考虑以颇为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但是，当地区制度越来越多地用于权力争夺或服务于“制衡”目的时，它在解决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以及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的效能就会进一步降低，由此会出现制度之间的相互不配合和配置不合理的制度过剩局面。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相关行为体会更为重视短期利益，这会导致地区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使制度建设的焦点随主要行为体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并容易使某些制度比较快就变得过时，其功能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相反，如果制度设计主要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则不容易出现制度过剩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很多制度功能相互重叠的现象。当制度建设服务于权力竞争的考虑时，有些国家就不会充分尊重现有机制的作用，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进行挑选，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采取歧视性的做法。这种局面如果在东亚地区继续普遍存在，则暗示东亚地区合作已陷入某种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