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格局变迁（2）

国家行为策略与东亚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

东亚地区的安全、经济二元格局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形成既有地区先天格局方面的因素，也是主要行为体采取的特定行为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地区格局层面来说，其形成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的经济崛起。与近代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是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发生的。单极格局为主导大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单极体系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主导大国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其结果是，在体系内没有其他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对主导大国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单极结构也极大地增加了其他国家制衡主导大国的成本，从而扩大了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并容易导致主导大国的过度扩张倾向。某种意义上，单极为主导大国在体系内采取修正主义行为提供了结构动力。这个逻辑反过来作用到次等大国上所造成的一个重要效应是，单极格局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单极格局下各种实力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主导大国手中，这显著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因为在单极格局下，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且制约能力最强。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实力上升最快的国家，加之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地理规模，使得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自然会面临来自霸权国的巨大压力。但回顾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崛起过程可以发现，直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不是特别巨大，这与中国实力崛起的性质以及在崛起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有很大关系。其结果是，中国在总体并非十分有利的国际格局下，在中美矛盾或“霸权国—崛起国”矛盾未显著激化的前提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实现了实力较为迅速的提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实行了一种被外界称为“韬光养晦”的崛起策略。这一策略的采取，加上中国的实力上升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美存在比较大的利益交集，因此，一方面，中国实力的上升并未对美国形成大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能为美国创造颇为可观的经济利益，这使美国难以下定决心对中国执行全面的和强度较高的遏制政策，而是在总体上实行了一种“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影响了中国实力的发展方向（表现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实力的极大偏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格局的演化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周边许多国家采取了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这进一步推动了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１．中国的 “韬光养晦”政策及其影响

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了一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从策略上说，该战略主要谋求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谋求中国实力较为迅速的增长，二是试图在实力增长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引起不良反应，降低崛起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制衡，避免出现因中国崛起造成战略上的自我包围。这一策略试图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降低对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的情况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避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以减小发展的阻力，即力图在现有秩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或动摇的情况下，实现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

从实践上说，“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

（１）在安全问题上忍耐，不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以及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对于在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和矛盾，在总体上采取现实的、克制的和不激化矛盾的“搁置争议”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因实力的增长而被外界视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质威胁，并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缓和本地区安全局势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美国在安全上的扩张和战略布局行为没有采取强硬的方式进行对抗，这在一定意义上便利了美国在安全领域低成本地维护、巩固和扩展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２）在经济领域，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体系，积极与东亚国家发展经贸联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迅速提升。中国成为周边１１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七个周边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在迅速上升。其结果，中国与很多东亚国家形成了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实行的安全与经济政策的组合，在为其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在国际关系层面容易造成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离，因为中国在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采取了不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长期累积性的政策后果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与安全实力发展不匹配———经济实力上升快，安全实力上升慢，而且中国没有投入巨大的战略资源去积极营造一个在安全上对自身有利的地区格局（上合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例外，但也只是一个程度有限的例外）。为了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刺激，中国在安全领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努力避免“安全困境”在东亚的产生和螺旋式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外部环境或双边关系有时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仍然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合作中取得显著进展。以中日关系为例。２００５年，中日贸易额为１８８４．８８亿美元，２０１１年达到３４６１．０５亿美元，六年内增加了８０％以上；２００５年， 日 美 贸 易 额 为１９８３．９２亿 美 元，２０１１年为２００４．４９亿美元，六年内只增加了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日矛盾较多、某种意义上处于“政冷经热”状态，而日美同盟却有所强化的时期。与此相似的是中韩经济、贸易联系的迅速发展。虽然中韩关系存在一些摩擦和波折，但这并没有阻止中韩经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并未出现往同一方向同步发展的态势，以及这一态势的长期持续，这些都必然对东亚格局的演变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国家间关系的一些内在不平衡。

２．美国 “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实力虽然在上升，但这是在一个相当低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执行“韬光养晦”、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外交战略，并在很多具体领域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因此，虽然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不令其感到舒服的事情，但这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未形成很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执行了一种成本较低的“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政策。美国对华战略虽然有时往 “接触”的方向偏一点，有时往 “遏制”的方向偏一点，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其“接触加遏制”政策的大框架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接触加遏制”这样一种混合性质的政策组合，反映了中美关系中利益的复杂性。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既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又有正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美国在利益具有零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或防范，在利益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实行接触，似乎成为一种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政策组合。由于中国执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遏制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抵制，同时对美国的接触政策进行积极配合，因此，美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以比较平稳地运转。此外，美国对中国的 “接触加遏制”是在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某种意义上，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加遏制”是在其东亚联盟体系基础之上对中国进行的接触和遏制。这样一种政策的长期执行，客观上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受到明显的限制，而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中国的 “韬光养晦”与美国的“接触加遏制”这两种政策相向而行的结果，是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显著加深，但在安全领域未能实现实质性的和解和深度合作。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方向发展，而不能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这造成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内在分裂，从而形成较为巨大的内部张力。由于中美各自的规模和在亚太地区所具有的重要性，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裂进而体现到东亚地区格局中，导致过去二十年东亚格局演化形式上表现为，在东亚地区安全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地区经济结构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形成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特征，并影响到东亚秩序的稳定性。

３．部分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

在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周边不少国家执行了一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这一政策在本地区的普遍存在，推动了二元格局的形成，并对二元格局起到了加固和强化作用。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东盟国家的做法。他们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试图通过接触、对话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机制安排建立一种相互负责和友好相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并从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联系，利用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平衡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缓解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压力。一方面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依靠美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种政策客观上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可以使东南亚国家更有信心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少东南亚国家执行一种战略对冲 （ｈｅｄｇｉｎｇ）政策。这一政策既不试图直接对中国进行硬制衡（ｈａｒ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也不试图追随中国，也不是一种观望或者拖延时间的政策。对冲战略试图通过一组相互对立的政策选择，抵消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从而为行为体的长期利益起到保险作用。它既为有利的情况留下空间，也为不利情况的发生做准备；一方面考虑“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兼顾政策风险问题，是一种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复杂性的政策操作，只是有时会在其内部包含相互起反作用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一种既试图从中国获利，又对中国进行一定战略防范的政策操作。对冲战略被东南亚国家较为普遍地采用，表明他们以下的战略考虑：既不想被中国主导，也不想与中国作对，特别是不希望决定性地在中美之间站队。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做法，暗示他们大体上希望在本地区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实力不均衡态势，而不完全是为了维持一种单纯的实力均衡状态。

不仅东盟，即便是本地区的大国日本，也采取了具有对冲性质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参与地区合作加强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应对战略前景上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日增的背景下，日本对地区主义的态度逐渐具有更多应对中国影响力的性质。日本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是阻止在东亚地区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封闭的地区主义，试图通过引入外部大国稀释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以阻碍中国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的形成。

经济发展和外部安全都是东亚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既不会轻易放弃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以及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还会策略性地利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进一步改善其收益。

不少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两面下注政策的做法，使东亚地区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不但不能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协调发展，反而进一步放大了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二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两面下注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做法，加剧了本地区二元格局的分离现象：东亚国家在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结果使本地区安全格局长期保持总体稳定的局面；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期结果，则推动了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与此同时，二元格局的存在本身也为两面下注政策提供了很大操作空间，使其在客观上成为一种符合很多东亚国家利益的政策选项。两面下注政策与二元格局相互加强所形成的一种路径效果，使二元格局的发展方向被进一步锁定。

中国如果只是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体，而没有成长为本地区经济中心的可能性，比如，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从长远来说最终只是停留在与日本总体相当或略微超过的水平，并且周边国家对此具有明确的预期，则中国不会成为很多国家特意针对的对象，日本对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不会急于做出强烈反应。相反，正是因为很多东亚国家有较为明确的中国会发展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的预期，加剧了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战略对冲政策。

上述作用过程和机制，可以总结在图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