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格局变迁（4）

二元格局与东亚秩序的演化

下文将讨论二元格局对东亚秩序的影响。阿拉加帕（Ａｌａｇａｐｐａ）认为，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是指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为国家提供一种可预测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集体目标，如和平解决争端、和平实现政治变革，等等。一定意义上，地区秩序是在地区特定的权力分配结构之上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地区环境，以及与之相应的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国家之间的稳定行为模式。

从地区秩序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优点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对一个地区的形势和走向进行宏观把握，更好地理解国家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位置关系，理解调节国家间关系的机制，从而超越仅仅从制衡或追随等角度对单一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从地区秩序视角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国家之间的政策互动及其在地区层面的影响。

对东亚地区秩序起到较为根本性作用的因素有：地区层面的权力结构、地区制度与规则的有效性以及地区认同的发展程度。其中，地区层面的权力结构是一个根本性因素，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地区秩序的基础性前提条件。

东亚秩序的特殊性，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其权力基础结构的特殊性上。孙学峰和黄宇兴认为，根据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情况，地区秩序可分为“拥有单一力量中心”和“缺乏单一力量中心”两类。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地区的特殊性并不体现在没有“单一力量中心”，从而有两个或多个力量中心，而在于地区力量中心的分离，即美国是军事领域的力量中心，而中国则正在迅速成长为经济领域的力量中心。换句话说，东亚地区存在的是两个有些“跛脚的”力量中心。这样一种力量格局的存在，给传统的对大国总体力量进行比较的做法带来了挑战，也为东亚秩序的演化带来了新的特点。

１．力量格局、地区制度与东亚秩序的演化态势

９０年代初以来，外部世界在地区合作方面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政策是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现有的地区机制、地区制度与地区秩序安排。二元格局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在原有框架下的融入已接近顶点，这一框架留给中国的剩余空间已变得颇为有限，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壮大，可能会对原有地区秩序形成不小的冲击，虽然这种冲击并非中国的政策本意。而被中国崛起所冲击的原有秩序，即美国从总体上占据中心地位的东亚秩序，是一种在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观念上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这一秩序演变为二元格局基础上的地区秩序，并不符合这些国家对地区秩序的原有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是经济实力上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东亚秩序的转换问题。

对于东亚秩序，从力量格局的角度来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动摇。

长期以来，美国的军事开支一直维持在占世界军费开支总额４０％以上的水平。一国在既定时间的军事力量是其前期军事建设的累积性结果，而并不是当年国防开支的结果。加上美国对国际公域（海洋、天空与太空）的有效控制，综合来看，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颇为巨大和稳定。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和拒止或反介入能力的提高，虽然有助于增强中国的防御能力，但无法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优势构成有效挑战。

如莱克的图形所示，虽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等级关系发生了起伏变化，但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等级关系却总体保持稳定。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会努力维持和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并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形成较为巨大的战略压力。美国的军事优势也使寻求与中国在安全上的合作对很多东亚国家变得缺乏吸引力，因此，美国的军事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自我维持的。中国试图在东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使地区内国家在安全上减小对美国的依赖，这样一种思路可能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尚难以撼动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

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还只是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到目前为止，它更多地体现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某种贸易中心地位上。从市场的依赖程度、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等方面来看，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尚未真正形成，特别是这一经济中心地位还没有实现有效的结构化和制度化，未能围绕经济中心形成结构化的生产网络、有效运转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稳定的行为预期以及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等。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还没有走上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与此同时，美国对东亚地区很多国家的经济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并依然是东亚很多国家经济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在地区经济的制度安排以及经济规则制定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相比也远远落后。

中国的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并未稳固地形成，也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合作进展的乏力上。相比之下，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中心地位颇为稳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则不那么稳固，相对容易发生逆转。当然，“相对容易”只是 “相对”而言，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继续上升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这种局面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竞争的重心更多地体现在地区经济主导权方面。

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内需的扩大，即使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中国并不是十分有利，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依然会逐渐提高。从长期来说，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难以被美国的一些政策举措所消除，美国的很多政策措施的作用最终很可能只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美之间的长期力量走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中美之间的不是一般性质的权力转移。因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实力上升的重点更多地放在经济方面，使得不同领域的权力转移出现显著的不同步性。面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大国无战争时代，美国一方面并无简单有效的方法来仅仅从对外政策的角度加以应对，另一方面美国也不会放任中国经济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上升，由此将导致中美对东亚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长期化。

东亚二元格局的逐渐形成，是中美各自在东亚地区比较优势的反映和结果。它说明，中国在经济领域、美国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各自具有一定的内在优势。二元格局的继续演变，取决于中美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否继续保持，尤其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能否得到保持。如果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实施无法改变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如果ＴＰＰ最终的政治作用大于经济作用，那么从长期看，美国的政策举措对二元格局的实质性影响将会较为有限，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

对美国来说，仅仅巩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而不能把这种优势转化到经济领域，对于强化其对东亚地区的主导这一战略目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长期来说，如果中国在本地区形成稳定的经济中心地位，那么对于美国在本地区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也会形成一定压力。

２．东亚秩序的持续与转换

东亚秩序的持续依赖于作为秩序基础的力量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在这一秩序下相关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稳定性，使得他们没有打破这一秩序的普遍的和强烈的动机，或使这一动机不被转化为普遍的和力度较大的具体政策。

二元格局的出现，意味着东亚秩序已经初步实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换，即从总体上以美国为单一力量中心的秩序变成经济、安全两个中心的格局。这一转换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下，通过经济崛起、以和平方式推动东亚秩序变迁的结果，是东亚地区在中美之间以和平方式发生的经济权力的有限转移。对中国来说，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地区制度、地区国家观念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消化和落实这一秩序转换的成果。影响这一秩序的稳定和持续运行的因素，有以下几个较为重要的方面：

第一，中美对于各自在这一秩序中的未来定位能否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特别是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地区秩序中的这一地位。相对来说，中国比较容易接受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中心地位，而美国则不大乐意接受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中长期内，东亚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美国试图妨碍和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而不是中国削弱和挑战美国的安全中心地位。如果中美对于双方的未来定位不能形成共识，则双方的政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僵持。

第二，中美在本地区提高竞争影响力的过程中，都需要争取追随者，以巩固和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进而在东亚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战略态势。美国会通过提供安全保护、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和拉拢分化东亚国家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会试图把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等其他领域的优势。中国则会努力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作用，也会试图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以获得一个从长期来说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有利的地区环境。中美在进行这样的实力转换的过程中，都面临来自对方的反作用，从而会使实力转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大可能在东亚地区同时占有经济、安全两个领域的整体优势地位，双方各有其力不从心的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之间在不同领域的实力僵持局面难以改变。

第三，我们不能单纯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东亚秩序。地区秩序不同于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具有地区的蕴涵，是关于一个地区的秩序模式。地区秩序是在地区国家广泛参与的互动或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大体稳定的均衡局面。这样一种均衡局面，内在地要求地区秩序的运行模式得到本地区国家的较普遍支持。东亚秩序不一定能实现整体利益上的最优结果，但它要求形成一种本地区国家普遍大体接受、并认为大体对其有益从而愿意继续参与其中的利益交换关系，以提高地区秩序的支持力量，降低地区秩序的离心力。

从短期来说，东亚许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能使其获得不小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这种做法也存在较大的内在压力和紧张，存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双双受损的可能性。在中国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美国在安全上居于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对中美与第三方的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和改善，对东亚秩序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这种行为方式的调整，不仅涉及相关国家行为预期与政策选择的调整，从地区秩序的层面，这更是一个如何在现有秩序下实现本地区更大利益，以及如何在本地区国家之间配置和分享这一秩序收益的问题。

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何种方式分配和分享利益的秩序，对东亚秩序演化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破除“国际社会普遍存在利益和谐”的幻想，同时要努力推动若干领域内关乎地区共同利益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尤其是美国）不应仅仅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针对对方、打压对方上，还要更多地从如何为本地区提供更大的实质性利益，包括提供地区秩序层面的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的角度思考地区秩序的设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长期内在本地区争取到更多支持性力量，才能在长期的竞争中胜出，而不只是获取短期的不稳定的优势地位。

第四，地区秩序的长期稳定，有赖于对有利于地区秩序稳定的观念、行为模式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有赖于形成有利于地区秩序持续的有效制度安排。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是东亚秩序中一个颇为突出的薄弱环节。

从地区安全关系的角度，美国通过为东亚许多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方式，维持了自身在东亚安全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但由此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东亚地区呈现一种和平、稳定与和谐的局面，则会降低东亚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的需求，这在客观上不利于美国巩固其安全优势。从创造本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的强烈需求、拉紧盟国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角度，美国有在一定范围内挑动地区内的一些安全问题、挑拨一些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的潜在激励，这对于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是不利的。

在经济领域，也存在颇为严重的问题。美国推动ＴＰＰ的一个重要意图是消解和打破中国在经济制度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力量态势，另一方面则是在制度、规则层面试图消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努力。这是两种迎头相撞的动力，他们之间的碰撞，是对于地区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但它在客观上确实加大了东亚秩序的内在紧张，使有利于东亚秩序的稳定与效率的深度制度化难以实现。

结语

本文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相关国家的策略互动过程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演化进行了分析。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地区格局的特征以及地区秩序的演化，是三个相互紧密联系并相互补充的方面。与单纯从国家间政策互动的角度相比，从地区格局、地区秩序层面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整体层面把握某些更广泛的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崛起的地区含义，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进程和方向。

从总体上说，东亚二元格局决定了东亚合作在可见的未来还无法用一个框架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进行有效整合，无法实现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相互促进、协同向前演化的效果。如果中美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愿意从总体上接受地区二元格局，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格局来看待，并以此为前提探索地区合作的空间，那么情况还不是十分糟糕。但现实情况是，对于东亚二元格局，美国总体上并不乐意接受，这给原本不十分稳定的地区格局带来更大的内部不稳定性，也使东亚地区未来在经济、安全两个中心之间不易形成一种大体相安无事的局面。这将导致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亚合作的路径不会十分顺利。

东亚秩序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对中国以及东亚地区国家的长远利益均产生深刻影响。从长期看，经济与安全关系相互分离、甚至相互拆台的东亚格局代价高昂且难以持续，特别是，由此造成的中国与一部分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不信任，加大了相关国家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实现和解的难度，从而不利于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很多潜在的经济合作机会和经济利益难以实现，这并不是一种符合本地区国家普遍利益的景象。如果东亚国家的总体思路不发生改变，东亚地区未来一个时期的前景可能是形成一种基础颇不稳固的僵局。

大国在国际秩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国总是面临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其在秩序中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为此，大国需要从更长的时间视野、更为平衡地看待如何实现其利益的问题，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战略性约束与自制，这一点不仅对中国成立，对美国也成立。东亚秩序的稳定性，除了依赖于力量格局的稳定性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秩序下的利益关系对本地区国家的可接受性，有赖于在这一秩序下形成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并能持续地给本地区国家带来安全与经济方面的收益，从而使地区秩序具有自我维持的性质。

大国维护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另一途径，是处理好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经济崛起与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如何以可持续、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需要努力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寻找出长期可持续的、对双方利益以及本地区利益不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共处之道。如果中美能做到这一点，则东亚地区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但这显然并不乐观。因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有高度的战略耐心、战略智慧与战略决心，还需要在具体的政策方向上进行有效配合。

在地区秩序问题上，如果中美不能进行较有效的合作，或者至少实现大体相安无事的共处，那么，东亚地区存在的不是双头领导，而是缺乏有效领导。在这此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会持续分裂，这一分裂的持续和进一步深化，会对既有的经济、安全合作产生一定的伤害，这是本地区国家需要努力避免的情况。此外，对中国来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般而言，对崛起国来说，单纯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是无助于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作为为他人所期待的引领者，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方略是行不通的。在东亚秩序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长期定位以及应采取的具体外交政策，是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