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时代的城市建设：空间重塑与城市转型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预计2020年城镇化水平将突破60%——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规划建设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根据中长期方案，未来我国将形成“四纵四横”为骨架的高铁线路网，到2020年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里程将会达到5万公里。

交通技术和交通方式的每一次革新，几乎都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城市转型的驱动力。当高铁作为一种快速、便捷的大区域交通方式，成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变量，无疑将对未来10-20年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产业结构、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铁时代的城市转型需要引起持续的关注和思考。 

城市化发展质的跨越—城市群崛起

2012年12月3日上午，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05地块龙湖虹桥天街举行开工仪式，这标志着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十大地块已全部开工建设。就在不远处，开工即将满1年的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项目工地上桩机林立、一片繁忙；力争2020年建成“国内顶尖、亚洲一流、国际水准”的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已迎来首家奠基的综合医疗机构……

围绕虹桥交通枢纽如火如荼的开发，俨然已经成为上海这个城市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寒冬”的一抹亮色。

智慧、低碳、国际医疗、国际教育、“全球校舍”、时尚秀场、商贸会展，这些新的词汇逐渐成为虹桥交通枢纽周边开发的主要标志和符号。我们不无欣喜地看到，高速铁路为城市转型带来的系列效应逐步显现，也悄然印证了城市发展思路和视野的转变。

从铁路时代到高速公路时代，再到高速铁路时代，以城市内部的立体交通和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为主导的交通体系的完善，将使未来城市化发展发生质的跨越。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以单体城市或者独立的城市发展为核心，那么后一轮中国城市化将主要以城市群进一步崛起为标志，而推动城市群进一步崛起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就是交通格局的大提升。

纵观发达国家高铁发展历程，概莫如是。城市化进程快、人口密集度高的地区往往是高速铁路建设之地。高速铁路网加快区域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城市化发展的串联效应，引发城市变革和重新定位，最终形成人口和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格局。

如泛欧高铁网带动形成的以巴黎、柏林为核心的欧洲大陆城市密集带，以及新干线催生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密集带即为例证。

从“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型

高铁时代，适应交通格局的提升，城市化发展逐渐从单体城市的扩张转向城市群的整体崛起。从单体到群落，势不可挡的高铁将为途径城市的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会对城市发展的路径乃至其背后的理论带来根本性的颠覆。

其中，依托快速、便捷的高铁交通流向，与信息网络流线协同作用，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思维从“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型，可能将是高铁网络的建设所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各种“流”，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等在区域城市群中开始发挥关键性作用。

1992年，曼纽尔·卡斯特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新城市化会议中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适应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流动空间”可以看作围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动而建立起来的空间形态。

“流动空间”与长期以来具有历史根源的、共同经验的空间组织，即“地方空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地方并未消失，但是地方的逻辑和意义已被吸纳进了网络，由于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中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性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形态。

相互交织的流线决定了“流动空间”的网络特性，投影到具体的区域城市群中，“流动空间”在拓展传统“地方空间”的同时，也将重新整合区域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城市行政边界的弱化，城市差异化分工的强化等。

与传统城市化演变路径相比，高铁时代区域城市化的空间结构特征简单运用中心地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已经很难给出充分的解释。这些传统理论几乎都是立足于客观性、物理性的“地方空间”来研究城市群中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空间组织关系，包括城市区位、职能关联、集聚规模等。

在“流动空间”中，一个城市在整个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要看其所集聚各类要素的规模和存量水平，可能还要看通过该城市各种“流”的量和对流量的控制能力。“流动空间”将弱化城乡区域的内部行政边界、社会关系及制度安排的限制作用，在融入高铁网络的城市化版图中，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网络化特征——既中心城市、若干中小城市、城镇通过交通网、信息网、公共服务网等连接起来形成联系紧密的网络体系。

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需要在新的网络型城市体系中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如中心城市将是整个体系中信息和交通网络传输的核心枢纽，一般也是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其他中小城市成为网络体系中地位不同或功能各异的节点城市。为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条件

当我们跳出传统的“地方空间”框架，在“流动空间”中重新思考城市群和每个城市的发展定位，全球化的问题同样无法回避。因为，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判断一个城市对某种流量的“控制能力”几乎都要以与全球化的参与程度作为标准。

按照这一逻辑，探讨高铁网络对整个城市体系发展的深远影响，我们不妨将高铁网络、城市网络与全球网络“三网合一”，在一个全新的框架内思考城市转型的坐标。

同当前多数对高铁影响城市发展的探讨落脚点在行政区划、区域一体化、都市圈重建等内容相比，我们认为，高铁时代以城市群为整体参与竞争更是应当着眼全球视角。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将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作为信息网络的重要补充，高铁网络无疑为区域内的城市整体深度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条件，并使之成为可能。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应将其发展目标锁定全球城市区域，这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群中心城市创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目标更是不谋而合！

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是指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的空间现象，城市群一旦被赋予世界经济的战略地位，就足以成为全球城市区域。

就单体城市而言，在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我国北京、上海分列39位和43位。但如果依托贯通的高铁网络，北京和上海分别引领京津冀与长三角两大城市网络整体参与全球竞争，其地位和价值显然将会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因此，适应高铁网络带来的变化，我们将城市化发展重点转向城市群的整体崛起，而城市群整体崛起的目标不仅在与内部产业、人口制度等方面的“局部优化”，而是要从率先打造全球城市区域的角度进行“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通盘考虑城市群中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转型目标。

综合国外高铁发展经验，日本东海道新干线的发展历程值得借鉴。1964年10月1日东海道新干线的开通，东京、神户、名古屋、大阪等城市纷纷抢抓高铁带来的机遇，谋求重新定位和转型发展，4个小时通勤半径内的城市有机联动，形成了政治、产业、港口、文化和商业等功能各异、协调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城市转型：区域空间重塑

从全球城市区域的角度出发，城市作为每一个城市网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价值主要体现为与其他节点之间的相关性和互补性，中心城市和各节点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协调分工便成为决定整个城市群竞争力的关键。城市作为节点的功能更多的依赖于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城市的机遇更多的来自于节点之间的结构严密和联系紧密的相互作用。

按照上述框架，再来思考高铁时代的城市转型，实际上便可看作是一个城市群适应交通方式变革，进行区域空间重塑，并构建起新型、有序的“流动空间-地方空间”体系的过程。

假设置于高铁网络中的城市群中只有两个城市——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中心城市在区域、国家及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及其辐射力，是区域空间重塑的充分条件；节点城市的支撑和吸纳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心城市和整个区域的变化。

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我们初步将高铁网络对城市群内城市的影响，大致归为下表所示的四种情景，作为高铁时代城市实施变革或重新定位的一个参照系。

在长三角地区，上述转型已初见端倪。随着京沪、沪宁、沪杭以及宁杭高铁的陆续开通，长三角新形成的“一小时都市圈”城市空间格局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如许多企业开始考虑成本、国内市场等因素将总部迁往上海周边的节点城市，而有的企业立足创新需求、国际化战略等选择迁入城市群的中心上海。城市群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联系却也日益密切。适用交通格局的提升，跨国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多维渗透不断加速长三角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步伐，带动了整个城市群区域空间下一步的深化重组。

具体操作层面，适应高铁网络引致的人口、企业、资源等要素快速、大规模流动的变化趋势，加速区域城市群内高铁沿线的各大新城建设，不妨作为下一步城市化推进的重要着力点。

在现有城市行政区划格局下，新城建设可以成为释放高铁效能、带动城市群网络体系丰富和完善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在行政区划分割客观约束下，新城可成为中心城市与整个区域城市网络体系直接建立联系的重要界面；另一方面，新城可作为各个城市功能的有机延展，成为吸纳、吞吐、融合各种“流量”要素资源的重要基地。

还是以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同城化趋势最明显的区域长三角地区为例，无论是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上海，还是南京、杭州、苏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科学规划和加快推进如嘉定新城、河西新城、钱江新城等节点型新城建设，加强各个新城与高铁枢纽之间的对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公共服务、产业特色、商贸功能以及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差异化的城市配套功能，使之对应成为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连通的交通节点、服务节点、要素节点或功能节点，对推动区域空间的演化和重组，特别是实现人口规模和结构的优化调整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张学良系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学华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