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中国财政体制现存的三大问题（2）

财政资源的歧视性分配与特权分配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这些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上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的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的境况。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我们的住房分配有关系。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就业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口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如此。

这一切就大大加剧了我们整个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客观地说，这一点是跟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历史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时保的就是城市户籍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户籍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财政稍微公开一点，马上暴露出来说他的财政里面有一部分资金，有几千万是拨给省级或者市级机关幼儿园的，其实像这类财政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象是太多了。其他国家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特别是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体制内绝不仅仅是几百万公务员，更有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等等好几千万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加上家属人就更多。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其中就包括我们各界精英的利益。而且这绝不仅仅是权力精英，还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文化精英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要动摇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不能盲动，要放到后面逐步去撼动。这是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了新一波的反腐败浪潮，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反腐败本来就很难了，但腐败还只是非法的权力滥用，而特权是合法的权力滥用。因为特权是法规承认因而可说是合法的。而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要触及特权。实际上从一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当然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之，一个反腐败，一个反特权，后者可谓更难。这两件事真做到了，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一多半了。

我们原来的财政分配体制里面，它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办公楼的例子，最近有的地方把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民大会堂还气派。这不光是个案，全国的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到权力的滥用。我曾经去过日本众议院议员办公楼（日本众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首先人少只有几百人，其次更重要的是谁在议会里面占多数就组成政府，所以议员是真正的权力精英，他们的众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洗手间，厕所很小，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权贵安排的休息、疗养、出游的地方，各种高档消费和各类礼品的馈赠，这些也即三公消费中公开和隐蔽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另外巨大的一块，则是为了维稳和花钱买平安的财政开支，花费的随意荒唐和支出的天文数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是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人均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要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和安排和支出。我曾经应邀去参加过美国国务院开的会。美国国务院自己是没有地方招待的，找一个公关公司安排全部议程，客人来了安排在商业化的宾馆里面，会议都是在外面开，而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限制对外的内部设施。

所以，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不解决 "倒地财政"的问题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财政体制的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的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