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制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说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基本上是错误思潮占主导。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还在渲染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我觉得这个套话说辞其实并不客观。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我们原来增值税都是17%,现在推广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就把17%降到了7%、5%,实际上也确实会减相当一部分税。
但是,我要说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主要攻击的国家税负太重。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从国际上无论怎么比也是非常正常的水平。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很多,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把非税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
当然,喊减税,这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媒体上能看到的全部意见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要求减税,这所有人都欢迎,是个时髦的口号;第二,要求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状况怎么办?要增加补贴和福利,所谓提低扩中。限高增税呢?那就难了,太多的人出来说这个不行那个有负作用,富人会移民之类等等,反正征不得。其实放眼全球,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的全部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了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是把政府自我消耗中多吃多占的那块挤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只是一个过路财神,他收多少就干多少。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撑不下去的原因。他们至少在这一点上肯定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学美国和欧洲的寅吃卯粮,靠堆积如山的借债过日子,我们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尽管这个话不受人欢迎,我觉得税收上的问题,在解决了非税收入以后,税收本身这个水平恐怕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他花的那些钱,他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但如果税真不能加,只能砍福利。所以民主党和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增加税收,现在还在讨价还价、内斗纠结。
中国税制主要存在什么问题?和我们经济一样,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首先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把那一大块非税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发展水平上,20%多是很正常的。因此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所以,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最主要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的口号大家也许不反对,做起来没有一个人欢迎,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间接税都是老百姓承担的。你去买个馒头,买个消费品都交税了,富人消费的少,所以他交的少,穷人的收入几乎全用于消费,所以交的比重就特别大。但是所谓间接税,就是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真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7%的人交个人所得税,7%的人当中有90%的人只交5%,真正交超过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据说网民大多数都赞成。如果网民能代表民意,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因为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少人交了,提到1万元是只剩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交税。美国共和党右派那么强硬,新自由主义那么流行,还是多数人都得交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直接的财产税也是几乎没有。美国刚结束的大选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调节太厉害了,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人是不干的。其实中国的税收比美国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在参加政府的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说中国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主要对劳动和消费大众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所以劳动一辈子未必买得起一套房,但囤两套房就可以移民了。勤劳不能致富,财产可以暴富,中国何来创新发展?从税制来看,美国和共和党右派的主张拿到中国来也是很左派了。我们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到40%左右,长期炒股也要交20%的资本利得税,金融危机特殊优惠了也是15%,我们这个税完全没有。
当然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不少人爱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好像市场化彻底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市场化发展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其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之前仍然是很大的。美国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才把0.5调到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面欧洲是社会主义,所以欧洲从0.5调到0.3以下,调低20多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了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调节。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前几年我就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过了0.6。虽然缺乏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们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大家喜欢听的自欺欺人的减税,而是怎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这不要说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原始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劳工保护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有一系列对资本更不说对土地等财产和收入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为什么要抨击财经界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就是说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两难才是现实经济的真实状态,也可说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课题。如果全是一难那就太好办了。因此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变革。顺便说一句更难的问题,在没有直接税的时候,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这时候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
有人计算中国隐性收入是8万亿、10万亿,相当于GDP的20%,媒体上也热炒。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就不低了。你不能一边说隐性收入规模巨大,一边又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太低,因为如果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低了。所以现在媒体上流行的许多套话其实都自相矛盾,就像一边说工资收入徘徊不前,一边又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太快一样。这二者不能同时成立。就隐性收入而言,我个人认为是巨大的,这也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如果没有隐性收入,全世界27%的奢侈品能被中国人买走吗?这一个指标就可说明我们隐性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隐性收入才会成为税收征管的主要对象,同时它才能成为遏制腐败主要的工具。因为在西方国家,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美国的富豪想移民,税务局都会先让他脱一层皮。
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
所以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那不是别人,中国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很多人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许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甚至到了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的豪宅或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多万,我们很多人早就晕过去了。那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住得起豪宅?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这个年会,设一个财政税收的分论坛是设对了,因为财税体制确实是整个经济改革推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所以有领导感叹过,翻开真实的财政史,那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我住在英国的时候,每次大选,包括每年政府公布预算,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是,切身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经济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不仅是经济,也是社会,也是政治,解决好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财产和收入不平等的很大一块。要使这块收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把城市化的成本降下来,让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和其他外来就业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设计好制度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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