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大国梦”与“欧洲化”

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拉美化”，会使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失范和贫富悬殊等陷阱，但却忽视了另一个潜在的危险，中国经济也可能“欧洲化”。

欧洲一体化

欧元区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环节。欧盟的蓝图是先在贸易上一体化，然后走向统一货币，进而走向统一的政治，实现放弃“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宏伟梦想。但目前，这一环节正在经历自欧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欧元区的矛盾在于，不同国家有统一的货币，却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欧元区货币政策偏松，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利率的趋同。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而在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则出现了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的现象。

宽松的信贷，刺激了德国以外国家的消费增长，也导致危机之前欧元区一些弱国的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虚假繁荣的经济显得异常脆弱，政府偿债能力出现危机。这些弱国就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要解决危机，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

在现行欧元区框架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因为紧缩财政会危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弱国的民众也不愿意。这触及到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做出迅速反应。

在经济层面上，统一的货币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明白，统一货币进而统一政治有一个好处：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

“大国梦”何以迷人

中国的统一来得很早，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多数时候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

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越大越好。第二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第三是安全。大国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有规模效应，人均军费支出可以被摊薄。

到了现代，这种大国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仍然重要，比如分散风险，最近有研究发现，大的经济体波动相对较小。如果希腊只是欧洲的一个省，也许救希腊就不需要那么多讨论了，欧洲的经济波动也可能因此没现在这么大。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规模的重要性就更大了。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等，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才能够基本弥补造这些飞机的成本。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个经济体有足够的规模来发展大飞机产业美国、欧洲、中国。

第二，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生存。市场销售量足够大，可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第三，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提供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经济以后，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全世界范围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紧随其后。对中国来讲，有规模经济的好处，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2012年底，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公共品不仅指国内公共品，还包括全球公共品，比如说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护航，这就是一个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我们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国际公共品。

第四，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集中在现代服务业，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来源，一是华尔街，一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吸引全世界一流人才。例如，中国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就与中国国内（和整个华语区）市场的规模有关。

统一的好与难，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做了不少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事情，比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秦朝建设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并在驰道沿途设了很多驿站，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安全创造了条件。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大国如何治理并维持统一。中国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能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

于是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汉代，皇帝打下江山，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一种制度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地方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也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动荡和分裂，很多是因为在分权和集权的关系上没有处理好，可见维持统一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