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觉悟中国》（3）

唯担当方能走得更远 

公方彬《觉悟中国》代后记

每个人能够走到今天，都一定有许多独到的人生感悟，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第一，精神品质与价值追求决定着走向哪里和走多远 

这一点不管是对单个的人还是对国家民族与政治集团，道理相同，规律一致。以国家民族为例。国家崛起于哪里？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崛起，据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谈中国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我认为国家存在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文化和价值观。相比较而言，创造力弱是我们的软肋。原因何在？这里还是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

可以说，近代以来制约中华民族崛起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品质或精神品质。我们重感官享受，精神空间狭窄，导致创造力很弱。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党和国家不仅越来越强调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各地各领域也都在加强精神建设。失去政治信仰的政治集团，表面强大却难掩内在虚弱。前苏共近２０００万党员，一夜之间失去执政权力，没有人为此献出鲜血和生命。罗马尼亚曾经６个公民中拥有一位共产党党员，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逃跑之时，无一人伸出援助之手。对于单个人来讲更是这样。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价值观念的外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便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相当的境界和责任意识，没有精力上的超量投入，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公元前８世纪到公元前２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这期间产生了一批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思想家及大量光耀千秋的思想。用恩格斯的话说，那个时期的思想家研究了人类所有基本问题。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要说，作为崛起之中国，从跟着别人制定的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制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难免有大量新问题产生出来。只要尽心尽力，我们在人类思想理论领域应该大有作为，包括解决精神疲软和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有一次我到一个省给领导干部讲课，期间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下来有个老同志讲：“公教授胆子真大，当着那么多人竟敢讲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我只敢在家对儿子说，出门就不敢说。”我问他：我们不是地下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敢说？“因为说出来没人信”。这说明我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危机并非一日形成，何不解决？不是党不努力，而是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获得理论突破。要实现理论突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要有担当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人有三种状态：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而不逾矩者。先行者要牺牲，落伍者遭淘汰，只有严守中道者最安全。先行者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先行者之所以牺牲，是规律决定的。历史一再证明，要想成为一个思想者，你必须有作出牺牲的准备，这并不是说社会不宽容，而是执政者需要平衡，特殊情况下就是牺牲掉先行者。比如，当年希腊人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判了死刑，不久后悔了，怎么把这么一个伟大人物给杀了，于是又把告苏格拉底的人判了死刑。我十分认同中国近代学人陈寅恪的一句话：“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独立思考和敢于表达思想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也是本分。

我还想强调，责任和担当决非说说而已，有时不仅仅靠勇气就能解决。我们往往为战场上的勇士所感动，作为我这样上过战场的人更有切身体会，虽然面对死亡表现勇敢实属不易，但激情之下和刹那间扑向死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相比较之下，平常情况下敢于牺牲要难得多，因为这时所承担的并不仅仅是危险，还有诱惑。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跳出利益，也未见得真正能够抗拒利益的诱惑，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面前都悬着一个馅饼或胡萝卜，如果目标就是这个馅饼或胡萝卜，顾忌就有很多。原本我们能做的事情就不是很多，如果再有诸多顾忌，很难真正成长起来。这就涉及人生选择、利益选择。甚至还可以说一句话，中国在不少历史时期，确实没有给担当者特别是思想者提供良好的环境或土壤，这就决定着中国的思想者必须有更大的勇气，以承受精神的重压。至于时下物欲横流，高尚总被庸俗击败，其坚守的难度自不待言。所以，没有一定的空灵，总在物欲中不能自拔，总是患得患失，也就不会真正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