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成功之道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亦即公元1598年，在徽州休宁县榆村的水口山上矗立起一座雄伟的七层宝塔--辛峰塔，这是时任光禄寺丞的休宁富商程爵对已去世两年的歙籍故相许国感恩戴德而建造的。也就在这一年，汤显祖的光辉剧作《牡丹亭》写成，树立起一座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世人在为《牡丹亭》的艺术魅力叹服的时候，也许不知道，没有许国，就没有大剧作家汤显祖，也就没有《牡丹亭》。

许国(1527～1596)，歙县人，明代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隆庆六年任日讲官，为太子朱翊钧授课。他讲课很有一套，深得太子的好感。朱翊钧即位后，许国即升任右寿坊进右赞善，此后一步步青云直上。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许国奉旨主持会试，汤显祖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汤显祖(1550～1616)，江西抚川临州县人。中进士后，授南京太常博士，后迁礼部主事。同年四月，内阁首辅张四维病死，吏部尚书申时行继任。申时行是许国乡试的同窗好友。入仕以来，两人政见相合，关系密切。申时行向皇帝推荐许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的二辅。申时行执政，引起群臣的一片反对声。先是许国的歙县老乡、御史江东之等人联名上疏，接着吏部尚书杨巍也响应。这时，许国不能袖手旁观，于是站出来为申时行辩护。这样一来，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许国在内阁8年，没有一年清静，他惶恐、愤怒、心灰意冷，先后6次申请退休，最后都因皇帝挽留而作罢。不过，上书的言官们，也降职的降职、流放的流放。万历十八年，对皇帝来说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四月，被视为国家粮仓的湖广发生饥荒，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六月，京城一带又发生灾害。七月，青海的蒙古火落赤部进犯临洮。洮州副总兵李联芳全军覆没。接着，总兵官刘承嗣又败。朱翊钧十分恼火，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谏议官，说他们没有从接连发生的日蚀星变上预测灾祸，给他们停俸一年的处分。汤显祖不服气，上书皇帝，认为责任在辅政大臣申时行、许国，是他们窃权欺蔽，排斥异己，箝制言路。汤显祖言词激烈，说辅臣用朝廷的俸禄培植个人势力，结党营私，没有廉耻可言。朱翊钧见奏章后大怒，当即把汤显祖贬为海南徐闻县典史，两年后迁浙江遂昌知县。到万历二十年，更将汤显祖削职为民，汤显祖从此家居近20年，始终未被起用。

汤显祖对宗师许国一直耿耿于怀。在《牡丹亭》中的杜宝和阴曹胡判官这一阴一阳两个人物身上，就寄寓着对他许国的冷嘲热讽。杜宝官同平章军国大事，在宋朝是副宰相，和许国的官位相当。杜宝的迂腐、昏鄙、顽固不化的封建官僚特征，和汤显祖眼中的许国如出一辙。“注湿生，牒化生，准胎生，照卵生……威凛凛人间掌命”(《牡丹亭•冥判》)的胡判官，等于是汤显祖奏议中指责申、许操百官生死予夺大权的图解。不过，汤显祖在《劝农》一折中，又美化了杜宝，在《圆驾》一折中借杜丽娘的嘴，说胡判官的地狱还没有朝廷的仪仗可怕。这些，则体现了汤显祖的矛盾心理，他贬损恩师许国，不是为了泄私愤，是因为政见不合。而许国主考会试时，从数千名考生中遴选出300多名，可见他对汤显祖的文章是认可的。对这个来自宋朝名相王安石家乡的汤显祖，在进入仕途后，应该说他是认真考察过的。出于自己的政见，也出于知人善用，他不希望汤显祖去步王安石的后尘。因为“意气慷慨”的汤显祖毕竟没有王荆公那样的雄才大略；内忧外患频仍已经病入膏肓的明朝，也不是北宋熙宁年间；而明神宗朱翊钧，虽然和宋神宗赵顼一样贪财，但远没有赵顼的开明。张四维的前任首辅张居正推行过“一条鞭法”的小改革，为朝廷生财有道。死后多年，朱翊钧翻脸不认，还派人查抄张家，枉死一家数口，亏得许国暗中关照，才幸免灭门之灾。汤显祖如果得势学王安石，结局一定会更惨。许国主观上排斥文才横溢、能做学问的“章句之徒”，客观上却成全了他们的事业。他无情地阻塞了汤显祖的仕途，却促成了汤显祖在专长方面的发展。许国改变了汤显祖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同时却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牡丹亭》，树立了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千古不朽的戏剧丰碑。历史上有些事是这样地巧合：英国莎士比亚(1564～1616)和中国的汤显祖同时在天各一方铸造了戏剧巨制，又在同一年辍笔辞世。这两座分别隆起在欧亚两端的高峰，成为世界文化中的奇观。

汤显祖对许国的态度，集中表现在一首五言绝句中：“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游黄山白岳不果》。唯恐他人不明白其用意，又特地作序曰：“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汤显祖是万历二十六年(1601)解职回抚州临川原籍的，而许国早在万历十九年(1591)就退休回到徽州故里。友人吴序劝汤显祖到徽州去晋见许国，以消除隔阂，时过境迁，只要许国肯对皇帝说句话，就能改变自己的困境。诗句“黄白”，明指黄山、白岳(齐云山)，暗喻黄金白银，即官位俸禄，汤显祖没有听从，所以说“无梦到徽州”。如果把这首诗当作是汤显祖对徽州风光的赞美，那就是一种误解了。

从这首诗，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到了明朝后期，徽州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内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势力，在徽州的黄山白岳之间，藏有无数的“黄金白银”——要求荣华富贵，那就要到徽州去。

而我们的主人公胡雪岩，他出生在晚清的徽州。

家乡在徽州

“命运”是一个带有很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词汇。一个人的命运通常由什么来决定呢？

排除掉“上帝”以及各方鬼神的存在，摆脱掉“宿命论”的困扰，我们相信：一个人的性格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一个人的性格又是由什么来养成的呢？

我们相信：一种行为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习惯久而久之养成一种性格，而一种性格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说到底，是从那最是细微的某个行为开始的。而人的行为又是怎么做出的呢？

排除掉先天的生理条件上的差异，因为那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加以掌控的。留下来的，对我们个体行为影响最大的，便是我们所生存的具体的环境——所以研究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他所生存的具体的自然社会环境便成为我们决然不可忽略的因素。

而我们知道，胡雪岩的家乡在徽州绩溪，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奠定了他接下来所展开的整个人生图画的图画背景。

那么作为胡雪岩家乡的徽州，提供给胡雪岩的是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呢？

乡愁，就像是一碗陈年的老酒——上世纪60年代初，漂泊了近半个世纪的胡适总是常常叨念着自己的家乡——徽州。在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那本《胡适口述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故乡和家庭”，而接下来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在书中，胡适描述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事情。对于徽州的山山水水，这位儒雅的徽州人总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

徽州，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即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安徽省)。

但是，如果你认为徽州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徽州事实上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是由这“一府六县”所孕育出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而最终形成的一个地域文化体系——徽州文化。

万山丛中的徽州原来只有很少的山越人居住，他们彪悍尚武。然而到了东晋以后，这里的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地处中原的五大古都，历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中心。所以每当遇到政权更迭的动荡年代，中原的大族往往举族南迁。两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五代的安史之乱，以及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形成了历史上三次大的迁徙高潮。由于山重水复、易守难攻，徽州也就成为中原士族十分理想的避难场所，最终使这里成为了中国封建时代罕见的移民社会。

当年那些失去特权的中原大族，惊魂未定地踏上徽州这片陌生的土地时，在感怀身世飘零的同时，却是已经在为后世子孙构筑未来的生活了。为了保存在战乱中侥幸存留下来的血脉，这些中原士族聚族而居，一姓相传，而千年不乱。经过一代代地繁衍生息和苦心经营，位于皖南的这个偏僻山区，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宗族社会。

按理说，在徽州这样的桃花源里自然是可以过着“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逍遥日子。但是，时间一长，生存的现实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徽州地处在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区，这里确实是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但是徽州的可耕地却是非常之少，向来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庄园”的说法，农耕环境十分恶劣。而作为一个人口不断涌入的移民社会，再加上多年以来休养生息的结果，徽州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就变得越来越尖锐。进入明清以后，徽州本地一年所产的粮食，却只能养活这里十分之一的人口。大量额外的粮食，则需要从几百里之外的苏常地区乃至于千里之外的湖广地区搬运过来。

这时的徽州人，不得不将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大山之外——本就来自于山外的徽州人将再一次走出徽州。对于当时的徽州人来说，走出徽州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科举入仕；还有一条就是去做生意。能够科举高中的人自然从来都是少数，更多的徽州人则自愿或是被迫最终选择了去做生意。

迫于生计，同时也是为了向外发展，一代代徽州人就这样，走出大山，四方求食。

一位少小离家的徽州人充满感伤地说：“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不管以后如何兴旺发达，在最初离开土地时，徽州人无不四顾茫然，孤独而彷徨。就这样，一则流传于徽州民间的谚语也就出现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一丢，竟然也就丢出了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徽商。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做得生意，儿啊，娘的心头肉

做不得生意

在外成鬼也孤幽

四方求食，草儿飘悠

做得生意，儿啊，娘的心头肉

做不得生意

在外成鬼也孤幽

很明显，一个徽州少年，在他长大了走向社会，开始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参加科举，就像今天的青年人参加公务员考试一样；无法参加科举或是科举失败的徽州人，就会选择去经商。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翻阅中国近四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清时代，徽州这个地方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支极度强大的商帮——徽商。而就在同一个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进士、状元，在全国也是最多的。这样徽州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商养官、以官促商，官商结合的传统。所以自古以来徽商中人多“官商”，从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走出“红顶商人胡雪岩”，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徽商多官商，因此徽商体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一贯就有着“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所以徽商又被称之为“儒商”。在徽州一直都有着“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说法。在我所生活的曾经属于古徽州的婺源，即便是到了今天，民间也仍然有着“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这样劝人好学的谚语。

如果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角度来看，明清之际的徽州人可以说是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的——而且在事实上也如我们所见，达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

——我们的主人公，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从这样的环境下走出来的。走出徽州的胡雪岩最后走进了那西子湖畔的杭州城。也正是在那里，胡雪岩成就了他自己一生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