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聚焦：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

汪玉凯：改革需要更符合实际的目标

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后，对未来的改革如何谋划，从习近平沿着当年邓小平南巡之路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展示出来的意向，应该说已经非常明显了。问题在于下一步的改革路线图如何来选择，这可能更加重要。就笔者所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可能更需要一个鲜明的改革目标，并以此凝练出一个有高度包容性的改革主题。

就改革目标而言，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可以用“三清”“四权”加以概括：所谓“三清”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所谓“四权”是指“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我认为“三清”“四权”的改革目标，不仅有很大的改革容量，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改革都能够密切相联，而且又能切中时弊，目标鲜明，有很强的号召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口号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抓手。

从凝练改革的主题来看，过去20多年我们一直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主题，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获得了极大成功。但目前改革再用这个主题，显然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了，因此，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变革”作为主题，也许更加合适。

刘尚希：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治理体制来推进改革

过去的改革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展开的。尽管这项改革还没有完成，但现在仅仅着眼于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远远不够了。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有一个新的抓手，既涵盖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又要超越市场经济，从社会共同体的整体来考虑。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建设，实际上就是在超越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五位一体”的建设就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公共治理，或说国家治理，本意就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就应当是整体的改革，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其实不在“设计”，而在“顶层”，即以系统思维，从整体出发来协同推动整个中国改革。因此，可考虑用“社会主义公共治理体制”来标示我国新时期改革的大方向。这样就可以整合各个方面的改革，使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朝着这个大方向走，避免局部的改革迷失方向。也只有明确了这个新时期改革的大方向，顶层设计才有可能。

只要存在社会共同体，就需要公共治理。在不同的国家，其公共治理的方式是不同的。西方国家也在探索新的公共治理方式，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更是面临着公共治理的挑战。我国在这方面的挑战一点不比西方国家轻松，尽管我们面临挑战的缘由不同。公共治理的核心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换一个我们较为熟悉的说法，即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权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重新划分和界定。传统的“二分法”改革思维（政府与市场关系）已经不适应当前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尤其在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情况下，这种改革思维很容易产生改革的盲区。需要用公共治理的整体思维来统领当前及今后的各项改革。

彭森：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一方面，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和群众大胆尝试、大胆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通过试点摸清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坚持正确方向，充分论证方案后，就要敢于打攻坚战，整体推进，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是整体推进，创造条件打攻坚战，还是零敲碎打，绕开矛盾打外围战？这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试金石。习总书记提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下一步深化改革，一是靠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勇气、决心，二是要建立一个统筹体制改革的高层次有权威的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三是要加强改革综合配套的设计决策工作，更加重视改革具体路径的选择。改革的任务纷繁复杂，整体推进不是一哄而上，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突出重点，综合协调，积极寻找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将改革的任务按其性质、目标、优先顺序、难易程度，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分类排队、联动设计，尽快推出一些有分量、有影响的综合配套改革。

郑新立：建立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现在改革的任务很多，还是要选阻碍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问题来改，这样对经济发展有推动，容易见到成效。十八大提出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觉得这句话写进去是一个突破。政府方面的改革，一个重点是把重大比例关系理顺；第二就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围绕这两个大事进行改革。

转变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投资率过高、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十七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第一项任务就是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驱动型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但是五年过去了，这方面没有大的进展，反而更恶化了，投资率更高了，居民消费率更下降了。改革应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政府要有所作为。这个重大比例关系的极度扭曲状态总不改变不行。为此，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目前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供水供电、保障房等，如何满足需要，要围绕这个问题改革投资体制，通过特许经营权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尽快解决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问题，这个改革容易赢得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