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3）

三、美国霸权与战后第一轮美元贬值

二战后，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享有的霸权优势非常明显，具体体现在：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世界总量的二分之一，拥有的商用船舶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的商船总额相当，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此外，在军事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上述因素，加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向盟友提供援助与国内市场的意愿增强，此时的美国愿意做出一定让步来整合资本主义世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试图让欧洲走上复兴的轨道。在国际货币领域，美国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承诺确保美元的价值，向世界输出美元，提供流动性。为了履行这些国际承诺，美国需要承担一部分风险与损失。有研究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双挂钩体制不仅不是美国力量的来源，相反，它使美国的经济变得非常脆弱。表面上看，当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时，欧洲（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日本）在为这些赤字提供融资。但是，按照美国的承诺，欧洲国家可以随时把手上持有的巨额美元兑换成黄金，这成为悬在美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尤其当美国资不抵债时，这种脆弱感就更加强烈。美国领导人一直担心，如果美国不再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任由国际货币的汇率安排走向浮动汇率制，那么可能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国际货币危机，即各国竞相贬值，实施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这会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乃至引发世界大战。因此，在1971年以前，美国对该体系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霸权国家在承担国际义务。此时，美国作为一个稳固的霸权，更关注长远收益而非短期利益，因此它更多地着眼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建设。可以说，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霸权对世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良性的作用。

但是，当美国霸权面临衰落时，其“权力贴现率”开始改变。在美国更加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时，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便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霸权变得更具掠夺性。而促使美国 “权力贴现率”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后欧洲与日本对美国的赶超。

1950-1973年间，欧洲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经历了战后的 “黄金时代”。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战后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西欧国家的人均GDP为1950年的2.5倍；其中，增长速度较快的几个国家，其收入更是达到了1950年的3倍；即便是经济增长最慢的英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与美国相当。

如果将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1913-1950年间，西欧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4%；1950-1973年间，达到了4.6%；1973-1996年间，则又跌至1.9%。因此，与二战前以及70年代以后的经济绩效相比，1950-1973年是西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此时美国的经济增长则相形见绌。

如表2所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美国，其中，苏联为5.4%，亚洲为5.6%，拉美为5.2%。同时，在美国的盟友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3%，联邦德国为5.9%，而美国仅为3.7%。同时，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法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高达72%，联邦德国为70%，英国为66%，日本为59%，而美国仅为41%。美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如西欧国家。因此，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样描述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在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低于欧洲，“从经济和科技上来看，美国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呈现相对倒退的趋势；而其他国家则奋起直追，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欧洲的快速发展是很多美国学者始料未及的，战后初期欧洲呈现的混乱状况干扰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他们认为，战后美国的工业增长将持续超过欧洲国家，因此，美国将维持长期的顺差，而欧洲国家则会处于连续不断的危机中。但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情况改变了。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美国加大了对欧洲的军事开支和援助，每年流入欧洲的资金比此前又增加了20亿美元。因此，不是欧洲国家，而是美国自己陷入了困境。

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其进出口的快速上升。到1973年，欧洲的出口额已升至二战结束初期的6.5倍。1950年，欧洲的商品出口额仅占其GDP的9.4%；而到了1973年，这个比重已达到了21%。到1973年，一些欧洲国家的出口额甚至达到了一战前的10-15倍。1950年，联邦德国的制成品仅有8%出口；到了1974年，这一比重已接近四分之一。因此，欧洲经济的恢复，尤其是对美贸易的展开，让美国面临严峻的压力。到1968年，美国进口的汽车数量已超过了其出口汽车的数量，这对长期以汽车作为重要出口商品的美国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1971年，美国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这是美国八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贸易赤字。

经济与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欧洲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欧洲美元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展了起来，而且越积越多，这正是美国竞争力衰落的一个表现。到了70年代初期，欧洲金融市场的 “欧洲美元”已经达到500多亿，而且在继续增加。同时，由于对欧洲的援助、在欧洲的军事开支以及越南战争的巨额开销，美国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巨额的债务侵蚀着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到了60年代，美国贮备的黄金总额已经小于其外债规模。当时，美国的外债已经超过了210亿美元，而其国库只有175亿美元的黄金。70年代初期，美国国债高达4000多亿美元，创美国历史记录。按照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黄金与美元挂钩这一承诺让美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有研究显示，为了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58年开始，美国就一直为黄金外流所困扰，因为美国债务的持有者可随时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美国不断为其流失的黄金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性犯难。以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代表的势力对美国货币霸权的冲击最为典型。当然，戴高乐攻击美元不仅是因为对美元的币值稳定没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法国将手中持有的美元当做外交筹码。因此，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被法国掌握的 “黄金利剑”攻击。法国对美元霸权的冲击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到1965年达到了高潮。

1962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刊载了一篇法国报纸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戴高乐总统随时会亮出一张外交王牌，即法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如果美国的欧洲政策与法国的政策相冲突，那么，法国可能利用手中的美元给美国制造大的麻烦。这份文件被广泛传阅。事实上，法国持有的大量美元的确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1965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并呼吁国际货币体系回归金本位。同时，戴高乐还呼吁其他国家以法国为榜样，将持有的盈余美元兑换成黄金。由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变得不再可靠，从1961年到1968年，外国投资者和政府提前兑换了70亿美元，导致美国黄金储备的40%以上被兑换。

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困扰过美国的好几任总统。肯尼迪总统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其智囊说，“最令我担心的两件事就是核武器与国际收支赤字”。他还说：“自二战以来，我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国际收支上，我们已经损失了120亿美元，而我们的黄金外流还在继续。”当然，尽管肯尼迪总统如此焦虑，但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并不是肯尼迪，而是其继任者约翰逊以及再后来的尼克松。当然，美国遇到的问题还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安全领域，欧洲盟友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法国脱离北约，造成了世界影响。在与苏联的竞争中，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地位也从对苏“优势”逐渐变为美苏“均势”。在亚洲，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的前景很不乐观，从政界到学界也开始讨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权力贴现率”大大提高，即更重视当前收益而罔顾长远利益，其政策也变得更加短视——利用其霸权地位及其仍可控制的国际货币体系转嫁危机，为庞大的欧洲驻军融资，为越南战争融资，为缓解赤字、减少债务融资。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曾说：“美元也许是我们的通货，但它是你们的问题。”此话很好地反应了此时美国的政策取向。

第一轮美元贬值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并迫使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进行货币升值。此后几年里，美元经历多次贬值，并于1973年引入了浮动汇率制。这是美元在二战后的第一轮贬值。经过此轮贬值，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得到缓解，其国际债务问题也得以缓解。相反，此次贬值却使得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遭受损失。可见，70年代出现的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浮动汇率制的引入以及美元贬值，不过是美国霸权面临黯淡的前景“权力贴现率”上升的结果。进入80年代以后的第二轮美元贬值，不过是在重复第一轮贬值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竞争对手有所更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