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2）

二、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良性抑或恶性？

已有的关于汇率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元贬值。有研究指出，汇率受到国内制度，尤其是选举与立法制度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美国的选举与立法制度相对稳定，因此，此类研究对二战后的三轮美元贬值的解释就显得相对乏力。也有研究强调利益集团的影响。此类研究指出，对进口产品有竞争力的部门与缺乏竞争力的部门有不同的汇率偏好，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也有不同的汇率偏好。

因此，它们实力的此消彼长会影响汇率政策。而我们知道，无论是美元的贬值还是升值，都有集团受益，也有集团受损。所以，即便美元走势受利益集团制约，也需要在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某些支持美元贬值的集团会有更大的空间发挥其影响。因此，本文引入“权力贴现率”（discount rate of power）这一概念，以便更好地分析霸权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的不同影响。

霸权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重要影响。英国霸权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是金本位。其中，英镑是体系内最强的货币。英镑币值比较稳定，信用度也较高。因此，在这一时期，英镑常常被用作黄金的替代物，金本位有时也被称作“以英镑为基础的金本位”（the sterling-based gold standard）。在英国主导下建立的以金本位为代表的国际货币制度，为当时的贸易与投资提供了货币基础，也为当时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了不同的国际货币安排，它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如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资金短缺、外债负担加重等。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严重动摇。同时，由于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混乱，战后各国的利益竞争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国以黄金为担保，向世界提供美元；同时，美国在战后还实施了“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大量的援助，协助欧洲重建。美国的这些举措为战后欧洲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展开。美国在战后初期发挥的作用，与此后通过美元的三轮贬值掠夺其他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此，我们看到，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积极的、良性的，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仁慈霸权，也可能是消极的、恶性的、掠夺他国、转嫁危机的恶性霸权（ma-levolent hegemony）。探讨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对于霸权国家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国际关系的文献存在诸多争议。

有学者认为，霸权的性质是良性的。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 leberger）就指出，霸权国家作为国际经济运行的稳定器，承担了三项重要功能：首先，它为世界的商品提供开放的市场；其次，它担当了“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即当世界其他国家遇到经济危机时，霸权国家需要为其提供长期贷款；最后，霸权国家发行国际货币，为世界经济的运转提供流动性。因此，在金德尔伯格看来，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国际货币领域，霸权国家都在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由于其他国家在免费使用霸权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因此，不是强者掠夺弱者，而是弱者掠夺了强者。可见，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良性的。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一步指出，美国的霸权是良性的。美国为了让世界各国服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而进行战略性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美国建立了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这不仅减少了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解决了集体行动的问题，还限制了美国滥用其权力，把其行为锁定在可预测的轨道上。此外，伊肯伯里还指出，美国的霸权是自由主义的霸权，它是透明的、开放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increasing returus to institution）。在这种良性霸权的主导下，美国的单级体系是可持续的。按照伊肯伯里的逻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转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际组织能限制美国滥用其国际货币权力，让美国货币霸权变得开放、透明、可预期。因此可以说，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良性的。

但是，伊肯伯里等人对美国霸权的描述只展示了霸权的一面，其另外一面则是由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出来的，即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中赢得了不对等的收益。同时，霸权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强调霸权的自利性，认为霸权带来了具有强制力的领导权，它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来维持国际秩序。同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霸权会采取扩张性政策，会尝试控制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也会利用其强制力盘剥其他弱小国家。在贸易领域，霸权国家会通过实施最优关税（optimum tariff）盘剥小国；在货币领域，霸权国家会利用他国对自身的货币依附，影响他国的经济政策与政治决策。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霸权国家的行为反应了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掠夺本国的工人，也通过霸权国家控制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等掠夺其他国家的民众。

针对霸权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掠夺他国的论断，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霸权利用其权力和地位盘剥他国，尽管会获得短期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会损害其权力。因此，一个理性的霸权不会采用最优关税，也不会过分抽取铸币税，因为这样的短期行为难以为继，会损害其长远利益。如果按照这一逻辑，霸权国家也不应该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操纵货币贬值等手段来获取铸币税，化解债务负担，转嫁危机。但事与愿违，我们常常能看到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攫取短期收益。

根据已有的文献，霸权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从国际经济史看，霸权国家发挥的作用也的确存在两面性。具体到美国而言，其在国际货币领域发挥的作用既有良性的一面，如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制度、协调国际收支平衡、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向世界提供稳定的货币秩序等；同时也有其恶性的一面，如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贬值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既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既可能发挥良性的作用，也可能具有恶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确：霸权在什么时候会发挥良性的作用？本文试图从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变迁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

有研究指出，统治者从大众那里获得的收入受三个因素的制约：相对议价能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以及贴现率（discount rate）。当统治者的相对议价能力降低或者交易费用增加时，都会减少其税收收入。而贴现率是统治者对未来的估计，即统治者是更看重当前的收入还是更看重长远的收入。当统治者面临统治危机，预计其统治难以为继时，他们往往会采取短视行为，加大对民众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掠夺性统治理论”（theory of predatory rule）。如果霸权国家是理性的，是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体，那么，上述几项约束不仅适用于国内统治者，对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国家也同样适用。由此，对个体统治者“个人层次”的分析可上升到对霸权国家“国家层次”的分析。霸权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从国际体系中获取收益也受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以及贴现率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取决于世界政治的权力分布。当霸权国家的地位稳固，尤其是在其走向单极霸权时，它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议价能力。因此，在美国权力优势明显的时候，世界变成了一个“失去制衡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家在相对议价能力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强调霸权的五项权力：保护盟友、引导知识经济、储备货币的地位、所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以及议程设置。在霸权国家虽然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但其霸权地位并未被取代的情况下，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也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为霸权国家在军事、国际货币以及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权力还没有受到明显的撼动。也就是说，在有新兴国家挑战霸权但却没有取代霸权的情况下，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其次，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获取资源还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国际关系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和国际制度联系在一起，霸权国家往往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由于国际制度具有“粘性”，因此，即便霸权国家实力相对衰落，但是国际制度仍旧会发挥作用。因此，在有新兴国家挑战霸权但却没有取代霸权的情况下，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获取资源的交易费用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最后，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中获取收益还受其“权力贴现率”的制约。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就是它利用其权力，在世界政治经济中获得未来收益的现值有多大，它反映的是霸权国家的时间意识。霸权国家对其霸权的稳固性越有信心，越看重将来，那么其“权力贴现率”就越低。“权力贴现率”高的霸权国家不太关心将来，即不太关心如何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持续繁荣，而更关心对现实收益的获取。“权力贴现率”低的霸权国家会关心未来收益，会致力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长远发展，若其获取收益的行为会威胁未来的产出，那么其攫取行为会到此为止。

当霸权国家遇到强有力的挑战，面临衰落预期时，其行为可能会从着眼长远变为短视，会具有较高的“权力贴现率”。因此，要想统治者具有长远的眼光，就要让他避免受到短视行为的干扰，其中一项重要的保障就是让其统治具有稳固性。而在国际关系中，霸权存在周期性的更迭。霸权的衰落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源于诸如技术进步放缓、过度消费等内部原因，也有诸如过度扩张带来统治成本上升等外部原因。当霸权国家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其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无法得到长远保障时，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会上升，此时的霸权国家会更加重视当前利益而罔顾长远利益，其行为也更具短视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会上升，但如前所述，它在国际体系中获取资源的相对议价能力与交易成本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此时，霸权国家的掠夺意愿增强，相应的能力却未下降。在国际货币领域，此时的霸权国家会利用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获取更多的铸币税，转嫁内外危机，盘剥其他国家，以获得更多的短期利益。有研究表明，在石油美元循环的过程中，美国霸权就显示出了明显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一面。这是因为，美国霸权面临衰落，未来前景暗淡，难以保障其长久的领导权以及相应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采取了过度掠夺的政策。可见，由于“权力贴现率”的改变，即在美国预期其霸权统治难以为继时，其自利性表现得更为明显，采取的短期行为也更为直接。

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指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其具体走向取决于贸易预期，即对未来双方可能展开贸易的预期。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的相互依赖程度才会是和平导向的。霸权对未来的信心不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也会影响到国际货币。如果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上升，将会促使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对他国进行掠夺，转嫁危机，而货币贬值就是霸权国家在“权力贴现率”提高时，获得铸币税收益和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

20世纪七八十代，欧洲和日本的崛起及由此给美国霸权地位带来的挑战，改变了美国的“权力贴现率”，进而导致了二战后的前两轮美元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