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2011年10，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主要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当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债券。截至2011年7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达11735亿美元，占世界各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6%，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将面临资产缩水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面临的债务危机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只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的一个侧面。当前，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已经积累了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元。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币值的不稳定引起了中方的很大担忧，因为美元的贬值意味着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贬值。由于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数额位居世界首位，因此美元贬值幅度越大，中国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资产缩水也就越严重。

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其贬值意味着美国对持有美元储备的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也是美国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同时，美元的贬值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发展等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探讨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贬值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美元贬值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根源。“经济逻辑往往限定了政策选择的合理区间，但是政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政治力量塑造的，如政治理念、利益集团以及国际关系。”本文将解析国际政治，尤其是霸权的“权力贴现率”是如何影响美元币值的。

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二战后美元的三轮贬值浪潮。第二部分通过对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性质的探讨，指出当霸权国家面临严峻挑战时，其“权力贴现率”会发生改变，霸权国家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会促使其利用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通过贬值等方式获得铸币税，转嫁危机。第三和第四部分将分别展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与日本对美国经济的挑战如何促发了前两轮美元贬值浪潮。第五部分将剖析第三轮美元贬值的国际政治根源。第六部分为结语与思考。

一、二战后的三轮美元贬值浪潮

二战以后，美元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即便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重大冲击以及欧元的挑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如表1所示，2002年，超过70%的国际储备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2008年，这一比重仍高达64%；到了2011年第四季度，尽管美国危机不断，这一比重仍达到了55%左右。世界各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使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了明显的主导权。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主导权，通过美元贬值，从他国获得铸币税收益，进而转嫁危机与负担。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指出，货币至少可以带来四个方面的权力。首先，货币带来了政治的象征意义（political symbolism）。由于使用该货币，让货币的使用者感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内。其次，货币还会为政府带来铸币税（seigniorage）。由于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政府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等方式，使货币的名义价值高于实际成本，因此，政府不用征税，也不用借债，就能增加政府收入，获得铸币税。再次，政府可以通过货币进行宏观经济管理。通过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政府能够影响经济的总产出与就业水平。最后，政府可以实施 “货币隔绝”（monetary insu-lation）。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自主性，政府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在本国与他国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经济界限，以免本国对他国过度依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享有上述诸多权力，甚至享有更多的权力。

有研究者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个中性的体系，拥有国际货币地位使得货币发行国享有铸币税和金融服务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享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此外，国际货币的发行国通过对其货币的调节，可以主导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拥有国际货币地位还为货币发行国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便利，从而使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符合该国利益。美国政府还通过超额印刷美元，制造美元的对外贬值和对内通胀，来压低外国政府与民众所持有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减少美国的对外负债。

可见，作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可以通过调整其币值转嫁内外危机。近年来，美国经济遭遇了次贷危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又相继遭遇债务危机。而与此同时，中国等国家持有的美国国债则越积越多，如果迫使人民币升值，或者能成功地进行美元贬值，美国就能通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的优势地位获得铸币税，抵消美国债务，进而达到转嫁危机的目的。而这样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

二战后，美元经历了三轮贬值。第一轮贬值始于1971年，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6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美国维持了八十多年之久的贸易顺差转变为了贸易逆差，西欧主要金融市场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或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货币的浪潮。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迫使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的货币升值，以图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1971年12月，十国集团首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召开会议，并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即《史密森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元对黄金贬值，将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各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其中，德国马克升值13.57%，日元升值1.69%；另外，汇率的波动幅度也由最初规定的上下1%上升到2.25%。《史密森协议》签署后，美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仍未得到有效改观。1973年，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黄金官价由每盎司38美元上涨到42.22美元。1973年3月，针对美元的投机风潮再起，十国集团召开紧急会议，此次会议引入了浮动汇率制，美元针对其他主要货币又贬值了13%。经过这一轮贬值，美国的国际债务问题得以缓解，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也得到了遏制，其经常项目赤字在零水平附近波动。与此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遭受了损失。这轮贬值不仅波及欧洲和日本，还波及到了通过石油提价而获取大量美元的石油输出国。

经过第一轮美元贬值以后，欧洲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挑战逐渐减弱，欧洲经济告别了战后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失业。而此时，进入80年代的美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和政府债务又开始大幅攀升。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与里根时期的政府预算赤字问题更让美国的困境雪上加霜。相比而言，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就显得格外引入关注。在这一背景下，1985-1995年间，美元进行了第二轮贬值，再次通过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的特殊地位，从其他国家获得铸币税，进而转嫁危机。这期间，美元针对世界其他国家主要货币贬值了34%。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包括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在内的五国集团代表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与会代表达成协议，让美元针对德国马克和日元贬值。在五国代表宣布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有序贬值以后，不到一周时间，美元对日元贬值了10%，对德国马克贬值了8%。到了1987年，美元对日元贬值了42%，对德国马克贬值了38%。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后，到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再次恢复到接近零的水平；而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2001年开始，美元针对其他国家主要货币开始了第三轮贬值。2001-2008年间，美元贬值了35%。美元近年来出现的贬值并不是孤立的，它是2001年开始的美元第三轮贬值的继续。而这三次美元贬值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美国 “权力贴现率”的变迁，是理解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