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3)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3)

核心提示:在当代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巨大的城乡差异,从农民到市民是许多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以 “吃皇粮”为荣,费尽心思谋求“农转非”,想尽一切办法能够使自己早日成为城市居民中的一员。(12)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注释:

①佟丽华:《农村困境的法治出路》,《瞭望》2010年第39期。

②商宇:《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重庆日报》2010年7月29日。

③ 就笔者搜集到的相关新闻报道而言,近三年来涉及征地补偿和拆迁暴力多达20件,其中65%的个案中发生了流血冲突。比如,四川自唐福珍自焚后,又有峨眉山村民集体自焚;江苏先有东海拆迁父子自焚,再有宿迁拆迁户杀人;辽宁抚顺的少年为征地问题杀死截访者,江西著名的“女厕攻防战”和宜黄自焚事件,以及浙江省宁海县16名村民相约集体自杀等等,其中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

④本调查通过借鉴山东大学邢占军教授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对上海郊区新市民群体的幸福感进行了测量和计算,得出新市民群体幸福感指数样本均值为60.46。邢占军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感进行了分类测量,他一共分出了10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上我们都到了样本的测量值,并得出了样本均值以与邢占军教授对其他群体(农民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工人群体、国企管理者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干部群体、新兴群体)的幸福感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参见:邢占军、黄立清:《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沿海某省调查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我们今天使用的“农民”一词,是用一个来自欧洲的、代表阶级意识和经济依附性的现代语言“peasant”一词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本土语言“farmer(农夫)”。其实,在英语中,“peasant”与 “farmer”有着本质区别。“peasant”主要是作为小农阶级的一员而存在的,而“farmer”却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称呼“农民”(peasant)一词,其实足一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一个词,它掩盖了“农民(farmer)”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的本质。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市民化,不仅要改变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角色,更要改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农民,使他们与其他公民一样,真正独立自主地享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⑥国家统计局2012年4月27日公布了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详细报告请参阅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 /t20120427_402801903.htm.

⑦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但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 W. Schultz)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1970年代末,美国学者波普金(S. Popkin)出版一本名为《理性的农民》的专著,以专门反驳斯科特(J. C. Scott)关于亚洲农民是基于“道德”而非“理性”来从事经济活动的。

⑧[美]苏黛瑞、王春光、单离卿编:《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⑨文军:《农民市民化更需要角色再造》,《文汇报》2010年11月25日。

⑩ “生活结构”(life structure)一词是常常在心理学和社会工作学领域中运用。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列维逊(Daniel Levinson)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立了一种综合性的“生活结构理论”,用以考察成年人的成长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在心理治疗学和发展心理学中非常有名。与社会学常用的“社会结构”不同,生活结构主要侧重于微观个体的日常生活构成,即构成人们日常生活情境的各要素之间的组合。这些要素不像“社会结构”所包含的内容那样相对宏观、抽象,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且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东西,如个体的人生信仰、精神生活、社区归属、邻里关系、社交活动、家庭构成、工作单位,等等,都是生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11)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3) 当然,虽然没有享受全部的市民待遇,但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因此而产生的市民意识却大大增强了。而且,随着农民市民化愿望和市民意识的日渐清晰与增强,他们对自身现状的不满亦会日渐增加,当政府再以恩赐的姿态给征地农民以城镇的户口和种种保障待遇的承诺时,征地农民并不会对此特别领情,因为是政府在改变他们既有的生活现状,他们所期待的是要像大多数城里人那样有质量的且有尊严的生活,要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户籍身份与居住空间的变化。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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