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意义被夸大化的农民市民化

在当代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巨大的城乡差异，从农民到市民是许多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以 “吃皇粮”为荣，费尽心思谋求“农转非”，想尽一切办法能够使自己早日成为城市居民中的一员。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分治体系的管制下，农民要想变为市民，其传统的途径基本上只有四条：一是通过联姻，或者被没有小孩的直系亲属收养；二是招工进城，然后获得城市户口，但这种机会极少；三是考取中专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城市；四是参军，做了军官以后复员被安置到城市工作。这四条道路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民转变为市民基本路径，其道路不仅狭窄，而且竞争异常激烈，一般的农民实际上是很难走通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艰巨性才造成了今天农民市民化的假象——农民市民化的主动性和意义被夸大了，我们在以城市人的视角想当然地认为从农民到市民是农民的理想追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农民市民化的改造已使得全国耕地18亿亩红线在近十年内将可能不保，①而政府部门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减速，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农民市民化列为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如重庆市就提出到2020年要把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②

针对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关注“农民市民化”议题，笔者自2004 年以来，曾在上海郊区就这一主题连续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2009—2010年笔者带学生先后在上海郊区9个区进行了2000份的有效问卷调查，其中有两个发现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一个是在有关失地农民市民化意愿的调查中发现，回答“是否愿意市民化”的时候，53.8％的农民对政府安排的“农转非”表示“不愿意”，其中有29.9％的农民还表示“非常不愿意”；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分别为8％和22.1％，剩下的都是意愿“一般”或“说不清楚” 的。可见，对“农民市民化”持明确否定意愿的农民人数远远超过了持赞成意愿的。近几年来，随着全国各地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郊区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在普遍增加，因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与冲突事件接连而起，③直接影响到了基层政权与社会的稳定。另一个发现是农民市民化后有关新市民群体(即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群体)主观幸福感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有33％的新市民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幸福的，总体幸福感与城市其他群体相比明显偏低，其幸福感指数仅高于城市贫困群体，远远低于其他群体。④

这两项调查结果促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分析，理论上讲，从农民到市民应该是中国农民积极主动的理想追求过程，但在现实中，农民对此变得既“不愿意”，又“不幸福”，农民市民化反而成了一个“问题”了。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问题重新进行深刻反思：为什么一定要“农民市民化”(比如我们不谈“市民农民化”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市民化呢？笔者认为，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对诸如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等议题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二元论”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即认为：城市比农村更文明、工业比农业更发达、市民比农民更幸福。正是这种理论预设和价值预判，从一开始我们就置农民、农村和农业于不利甚至对立的位置，再加上现实中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境况的巨大差异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这种预设和意识，从而最终导致了农民市民化意义的无限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