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城市文化

最近几年，“大数据” （BigData） 一词快速升温，逐渐成为 IT领域乃至政府治理层面的热门词汇。网络通讯领域巨头如 IBM、EMC、甲骨文、微软、腾讯等纷纷跑马圈地，投入巨资抢占这个领域的话语权。政府层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12 年 3 月承诺将投资两亿多美元推出“大数据战略”，并将它上升为国家意志，强调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将成为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国家核心资产。

何谓大数据？业界将其归纳为 4 个“V”，即数据体量巨大 （Volume）、类型繁多 （Variety）、价值密度低 （Val－ue） 和处理速度快 （Velocity）。其作用主要是通过数据开放、数据分析与核心价值再挖掘，驱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创新。大数据时代绝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围加速企业创新、促进政府透明、引领社会变革、推动城市升级的利器。

意义生产与城市人的发展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数据的本质是人，数据挖掘就是分析人类族群自身。［1］大数据时代是人类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是典型的按原型结构划分的社会。按照姜奇平的观点，农业社会的原型结构是实体，工业社会的原型结构是价值，信息社会的原型结构是意义。大数据的独特之处是将有价值的数据转化为有意义的数据。而意义 （如幸福和快乐） 可以到达异质性、个性化和潜意识 （体验） 层面。在以价值为原型的生产中，经济过程从生产者出发到达消费者；以意义为原型的生产将出现“产消逆转”，即从消费者出发重构经济过程，实现人单合一。“单”象征的是意义所在，社会生活精准拿单，就是为了人人谋到幸福；文化生活精准拿单，就是赢得人人认同。［2］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需求成为社会生产关注的核心，这是否如福柯所主张的，为了创建和实现美丽的人生，我们必须时时转向自身、关怀自身，在满足自身欲望中，不断实现审美的自由逾越和好奇性探索，使自身成为真正独立自由和充满创造活力的审美主体。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大数据时代的城市人的自由发展无疑最值得期盼。我们知道，由于私有制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局限，加上科学理性至上主义的盛行，一方面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自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它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成了牺牲品”［3］。绝大多数人无视或遮蔽自身的感性魅力，或者有意无意间将感性与理性置于对立或分离状态。技术的进步似乎在回应与弥补这种分裂的现实。2005年开始在欧美兴起的“自我量化”运动，强力推进数据驱动个人新生活。该运动主张，人的感觉存在盲区，直觉不可信任，理性思维局限性很大，我们常常会高估自己的理性，低估情绪对自身的影响。所以，认识自己尽管很难但非常重要，基于对学习、工作、运动、休息、娱乐、饮食、心情等个体行为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走出错觉，认识真正的自己。这是否意味着技术在注重理性发展的同时也朝注重人的内在情感的方向转化？是否也意味着数据感知与分析在超越现实生存逻辑的同时，正着力去遵从人的内心的真实原则？从艺术哲学层面看，人们在日常生活所获得的主要是现实的生存体验，而审美活动恰恰最关心的是人的身心态势，并引导情感体验等向世界的纵深逼近。数据的感知与分析、交流与整合注重情感素质与生存智慧融合，无疑会开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技术图景与城市人的知识权力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被视为科学的度量与知识的来源，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技术，但技术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并将技术图景传导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新技术、新规则把世界推入全球化与网媒化，并推动社会政治、文化的新变革，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成为可能。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旦数据开放，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一个公民之间距离是平等的，中间没有层级的过滤。即数据的开放和流动，代表着知识的开放和流动，代表着权力的开放和流动。［4］按照福柯的断言，认知主体与对象都是权力/知识这一复合物的产物，权力与知识互相产生，并非彼此外在。统治或压抑不是权力的本质，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而且是生产性的 （produc－tive）：它产生知识、产生话语。［5］

在封闭与禁锢的时代，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支配权。而信息化时代，网络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没有强权的、多中心的、多向度的信息交流方式，同时也为表达民意提供了更充分的空间，民众的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这就需要重新解读政治，重新解读权力。尼古拉斯·尼格洛庞帝 1995 年出版的 《数字化生存》 一书认为，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层渗透，必将引起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个人将获得更大解放与自由，国家权力将更加分散与开放。这种论断在西方现实政治中已经得到回应：2010年7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全国开展“数据开放运动”，主要有 5 项措施：赋予社区更多权力；鼓励人们在社区中成为志愿者，承担更多责任；从中央政府分权到地方；支持民间团体、基金会、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公开发布政府数据。卡梅伦的国家数据开放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分权与开放，即将更多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从地方政府下放到社区，从政治家下放到公民大众，公众将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让大众承担更多责任，以建立一个“更大、更强、更好”的城市社会。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解读：技术图景结构着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构成世界。

数据逻辑与城市建设的现实取向

大数据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盘活数据资产，使其为政府治理、企业决策乃至城市个人生活服务。就现实取向而言，其产业价值是首当其冲的。据麦肯锡的研究显示，仅美国医疗服务业、欧洲公共管理部门和全球定位数据市场三个领域每年就能产生超过 7000 亿美元的市场价值。随着消费者、公司、各个经济领域不断挖掘大数据的潜力，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新的竞争形式与新价值将随之产生。

其次，数据驱动城市管理变革。大数据依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它凭借无处不在的信息感知与智能分析，为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构建了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对应的数据世界。这个数据世界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管理城市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方式。以前，我们凭经验，用数据来说话，如今得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甚至在更高层面上“基于实证的事实”而非“意识形态”。所以， 2008 年开始倡导的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从城市管理方式、基础设施建设、物联网技术、智能生活方式等方面建设城市，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直接对话，改变代理人机制，打通政府与民众之间不透明的中间环节，使得政府问责机制扁平化、透明化，把为人人服务的职能真正落到实处。

再次，数据驱动城市的开放与公平。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出，掌握信息多的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不利地位。前者可以通过向后者出让信息来获取利益，无偿出让则收获善意。只有信息自由流动，各方掌握相同的信息之后，彼此才能建立完全的信任。应该说，开放的经济、开放的社会与开放的政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是人类不断向前与获取更大自由的根本动力。利用新技术，确保公共部门向社会开放数据，不仅向社会传达善意，营造一种信任，同时信息公开也是政府的一种自我保护。因此，鼓励公民参与，提高透明度，既可以创建一个开放、透明、负责的政府，也能够促进城市社会的公平与文化创新。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克伦.数字人类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46.

［2］ 姜奇平.大数据与信息社会的意义结构.互联网周刊，2012.6.2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0.

［4］ 徐子沛.大数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13.

［5］ 福柯.福柯集·求知之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