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农民工上世纪80、90年代在广州打工,工资基本没涨。当时中国处在劳动力供给严重大于需求时期,也可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现在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说法。我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两个问题:一是民工荒、招工难表明低端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二是大学生就业难表明高端劳动力供大于求。为什么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对矛盾现象呢?这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组装和制造,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些产业快速成长的后果必然是民工荒、招工难。同样,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组装和制造,不需要创造,没有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大学生就业难同样不可避免。
如果现在仍然处在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时期,下一个阶段必然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这对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资金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汇率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些逐渐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这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开始萎缩的主要原因。未来要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积累起新的竞争优势。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困难程度可能要超出我们的想象。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绝大部分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垄断,我们要从他们手中抢夺市场,很显然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我们必须事先看到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
过去30年,我们反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就是集中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30年以后,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达到、接近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全球没有现成的成熟技术可供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被迫转入自主创新,要走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道路。转向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围绕数字技术和模拟技术展开竞争,后果是数字技术全面取代模拟技术,日本围绕模拟技术的努力付之东流。即使方向对了,技术研发成功了,能否顺利解决产业化也是关键问题。现在很多高校有大量的发明创造,但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里面,不能解决产业化问题,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即使解决了产业化问题,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被消费者所接受呢?这都是我们在自主创新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四,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
过去30年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步伐,我们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建成的。我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三环是一条很普通的路,三环周边有很多的农田。现在北京的环路都修到六环了,空间越来越少,我们可以在地下做一些工作,改造下水道和地铁。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很多偏远山区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怎么说大规模基础设施搞完了?事实是过去30年把有良好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搞完了,接下来要投在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地方,这样的项目投得越多,自身背上的包袱越重,会降低整个资金使用效率。
第五,中国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省市增长明显回落。
2007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年份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要远远高于其他区域,由此形成东部与中部、西部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2007年以后,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地区,包括北京。
我们看2011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的增长速度,排第一位的是天津,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后,国家把环渤海经济区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天津滨海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区的龙头,过去几年得到国家政策倾斜支持,所以增长速度较快。接下来是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西部省市区。北京的增长速度是倒数第一。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倒数呢?因为这些年来北京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一是卖房子,二是卖车子,房子限购,车子摇号,拿什么来推动经济增长呢?北京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占到60%以上,怎么可能保持高增长呢?每年5—6%的增长已经很了不起了。美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高,资金流量多,也才只有2%左右的增长。
虽然广东、江苏、山东等东部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倒数,但东部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占中国经济总量比重很高。2010年东南沿海四省一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2.8%。当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明显滑坡以后,我们依赖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高增长,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从国际上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是追赶型的,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城镇化需要100年,我们压缩在30年基本完成,所以也是压缩式发展。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下降40-60%。中国到了目前发展阶段,是否也会出现40—60%的经济增长的下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与日本、韩国、德国相比,我国首先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我们经济增长潜力和空间比他们大得多。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27%,比上一年相比提高1.32%,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因此,我国有条件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把经济增长的降幅控制在20—30%。
很多人问我2013年经济怎么样?2013年是不是比2012年好一点?我们通常用这段话回答: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什么叫做寻求新平衡?过去经济增长长期稳定在10%的水平,未来我们究竟在8%还是在7%、或者在7.5%的水平才能达到新平衡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市场正在寻找新的平衡点,这是2013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盈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我们要支持企业通过关闭、并购、联合等途径加快组织结构调整,促进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
2013年经济发展展望
2012年经济增长持续滑坡,实际上是2011年以来的延续,到三季度当季经济增长只有7.4%。从2002年到2011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季度经济增长平均水平是10.6%。即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经过连续6个季度的滑坡,在政府四万亿经济刺激以后开始连续攀升。2012年经历的经济增长持续滑坡,达到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
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外需萎缩,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二是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房地产政策不断落实,带来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房地产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超过1/5,与房地产相关的家电、装修、建材消费等受到影响,地方财力下降,投资配套能力大幅度下降。三是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短期需求收缩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叠加。
从全年走势看,三季度应为短期底部,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实际上9月份以来,无论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还是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均出现明显回升态势,预计全年增长略高于7.5%。2012年将是新世纪以来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最接近的一年。在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面对债务压力,需要彻底改革财政体系和福利制度,才能重建财政的可持续性,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都没有彻底改革,改革不到位,需求增长乏力,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此次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有可能陷入类似日本“失去的十年”。同时,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这是我们必须同时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发达国家推动经济服务化、金融化,发展知识经济,占据全球分工的高端环节,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向外转移。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分别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所谓“再制造业化”战略,不是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进一步增强在传统制造业优势环节的竞争力,尤其是创造出更高端的、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现在中国的产业出现腹背受敌、两头挤压的状况,大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中国全面追赶,从而使中国传统优势削弱,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我们已经竞争不过其他国家。我们两头够不着,低端优势丧失了,高端的还没有看到希望。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以化石燃料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以新能源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OMT和QE3短期内对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欧盟和美国,采取OMT和QE3以后,日本、澳大利亚等都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本币升值。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大量的货币资本通过香港流入中国,过去都是人民币贷款,现在不贷人民币了,开始贷美元。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
大家担心美国财政悬崖,前任总统布什在2001年开始推行为期10年的税收减免。奥巴马上任后,在2010年将此税收减免和就业刺激计划实施时间延长至2012年底,以提振经济。美国国会在2011年投票通过自动减少政府开支方案,迫使立法者采取行动减少财政赤字,以重新获得财政可持续性。如果两党达不成协议,2013年1月1日以后自动减持财政赤字,美国国防和非国防的开支将大幅度削减,除非国会改变现有法律,否则2013年美国将面临6550亿美元、约占GDP4%的财政紧缩。如果财政紧缩全部发生,对美国、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不管怎么样财政悬崖会或多或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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