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所陈述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是基于对未来挑战的分析,也是提出应对挑战的具体对策。具体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第一,如何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从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十八大”报告说,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一问题太重要了,我后面还会具体讲。
第二,如何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有美国学者说,2013年中国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率先复苏?因为中国实施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刺激措施大多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基础设施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将来靠什么还本付息呢?所以今天大规模的投资,一定会带来银行呆坏帐和不良资产的大幅度增加,中国将爆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如果我们的政策得当,完全可以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基本特征是速度效益型的赢利模式。所谓速度效益型模式,就是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达到10%以上的时候,我们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都能够实现利润,中央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改善。但当经济增长滑到8%或者更低水平的时候,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就会出现亏损,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的增长就会出现下降甚至负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就会大幅度滑坡。
2012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加大。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幅度滑坡。2012年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又处在向高收入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大幅度的上升,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对于地方来说问题更加突出。房地产调控带来房地产产业低迷,带来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投融资平台再融资能力明显下降。税收收入增长下降。我们还处在7%以上的增长阶段,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明显的收支压力,未来我们会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债务风险呢?
2012年以来,为了稳增长,我们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财政支出进一步增加。这样持续下去我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会大幅度上升。
无论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都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认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应当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同时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当与财力相适应,不能盲目攀比发达国家,那样会超出财政的承受能力。
第三,如何妥善应对和处理对外经济关系。
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我们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推托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权利,只有承担起与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才有可能提高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们现在是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大宗商品价格的接受者,这与中国国力、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我们需要从现在全球经济规则接受者的地位向全球经济规则制定者或者积极参与制定者地位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为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外部环境所面临的挑战,简单的说,就是新兴大国崛起前的阵痛。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没有影响,对美国霸主地位不构成威胁,那么中国发展再快也不至于引起全球如此之多的关注。我们认为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应当采取一种更加积极、透明、可预见的方式来融于全球化。所谓透明是说要准确告诉世界,中国要干什么,中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谓可预见是说,中国和平崛起,我们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让人家准确预期中国崛起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从而营造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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