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贵：农为邦本 食为政首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三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央明确了“三农”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地位，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确立了统筹城乡和“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取向，连续颁发了九个一号文件。今年，第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并且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主题。就今年一号文件颁布的背景以及如何解决“三农”深层次问题，人民网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

他指出，中央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时代的重农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促进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初步形成了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从而揭开了“三农”的新篇章。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站在历史与希望之间的现实选择，是科学发展观的突出体现，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合理调整，是促进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府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

一、十六大以来的巨变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我国的三农战线捷报频传，精彩纷呈，农业经济繁荣，农村社会进步，农民收入增加，可以说是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迅跑，成为继改革开放初期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总和的国度，成功地养活了她的人民。不仅粮食连年丰收，创造了奇迹，而且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有了大幅度增加，“舌尖上的中国”有了丰富的原料，人民的饮食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对于我们这个对饥荒有着深刻历史记忆的民族而言，这是最值得自豪的成就，堪称伟大。

在农业产出大幅增加的背后，是农业自身现代化水平的显著提升，比如，从微观主体和经营规模看，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到2.28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17.8%；生猪、肉鸡、蛋鸡规模化养殖比重分别达到64.5%、85.7%和78.8%。平谷正大300万只蛋鸡场，每个鸡舍养鸡在16万只以上，一个工人可管理2个鸡舍，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从生产方式和增长贡献看，技术装备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均超过50%。过去农民种地很累很辛苦，现在劳动强度大为降低。从农业功能和产业链条看，经营领域与产业体系不断拓展完善，农产品加工率超过50%。诸如此类的变化，都说明我国的农业正在发生重大转折，它不再是低水平均衡（舒尔茨），不再是过密型增长（黄宗智），也不再是零利润习俗经济（哈耶克）。

农村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地改变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少地方的农民过上了“走平坦路、喝洁净水、上卫生厕、睡节能炕、住保温房”的新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农村社会事业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上学不缴费，看病不算贵，养老靠社会。”广大农民开始享受到了公共财政的阳光，已不再是“沉重的主体”。

再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农民收入的连年快速增长。农民向来朴实无华，最看重的就是增收。这些年农民普遍感觉到，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地位正在悄然变化，欠薪少了，社保开始被重视了，工资也明显提高了。2011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达到42.5%，已与家庭经营收入相差不多。

二、转型发展中的三农问题

对于十六大以来三农的长足进步，我们躬逢其盛，引以为幸。经过10年的探索实践，可以说三农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必须承认道路依然漫长。“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纷繁复杂的三农领域还有诸多难题、深层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

1、农业的小规模、兼业化问题突出。根据FAO数据库资料，2006年日本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4倍。近年虽然我国土地流转有所加快，但农业小规模和兼业化经营仍然是普遍形态。这样的基础之上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济史实证明，通常情况下一个产业只有在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平均利润，才能实现现代成长。我们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此早已有明确的论述。

2、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农民从事种养的风险大，有时靠撞大运。“农民兄弟不用怕，政府有个保护价”，由于有最低收购价托底，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相对很小，但对于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半壁江山的畜牧业和水果、蔬菜等的生产，宏观调控还没有有效地控制风险之策，农民要复一年地面临着市场风险的考验。

3、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使用权还没有实现物权化，农村金融服务十分薄弱，农民获得贷款难度大。

4、农民流动带来生机，但农村缺乏生气。目前有1.59亿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收入来源，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城乡融合，但也带来了不容小视的问题，主要就是导致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大量出现，导致农村缺乏生机活力。调查发现，现在农村空心化，房屋闲置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的村庄农民打麻将“三缺一”，甚者“一缺三”。这种情势与现代文明建构以及农村健康发展的要求不符。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农村居住，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县城买房。现在是很多地区农村女孩出嫁时，一定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楼房，成了男方家长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农村的社会生活影响很大。

5、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太低。2009年OECD国家农民毛收入中有22%来自财政补贴（折算纯收入应在50%以上），2010年日本农民纯收入中有63%来自政府。而目前我国农民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只有8%，说明还有很大空间，需要更为有力的财政政策。

6、区域发展不平衡。发达的经济体和成熟社会是不会允许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存在的，但目前我国各地农村的差异非常之大，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至少相差20年。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的基本民生问题，促进区域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面临着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