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日至18日,笔者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观摩大选。在美国期间,先后到访五个城市,访问多个政府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媒体、社区和居民家庭。2012年大选是在美国社会分歧明显,两大政党尖锐对立,国家面临选择的背景下展开的。因“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讼案的影响,这次大选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烧钱的一次选举。
作为政治学者观察美国选举,一些理论性问题自然会被纳入观察与思考的范围。现代政治活动的社会基础问题、政治制度的价值问题和政党的代表性问题,是笔者在此次大选观察中思考的三个理论性问题,因为是初步的和不成熟的思考,权且算作提出的三个假说吧。
50% vs 50%:美国的两大社会阵营
2012年大选把美国社会分化为支持民主党和支持共和党的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漫长而激烈的竞选把普通选民逐渐划分成了政治倾向不同、价值观不同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不是以“阶级”,也不是以“阶层”加以区分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无法以其社会身份辨识其政治立场,两大阵营既不因与生产资料关系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阶级属性,也不因职业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阶层属性。此次大选所显现出的当代美国社会的分化与对立,不再以传统的阶级或阶层划分出社会的断层线。
有意思的是,在感观上和现象上,却很容易区别分属两大阵营的选民,按照一些美国学者的说法,罗姆尼阵营是由White guy, Tall guy, Rich guy (白家伙、高家伙、有钱的家伙)组成的;而奥巴马阵营则是由Short guy, Fat guy, Color guy,Poor guy(矮家伙、胖家伙、有色的家伙和穷家伙)组成的。
根据大选时的出口调查和后期的统计研究,当代美国的社会断层线,即影响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属性的是种族、年龄、性别、收入、宗教五大因素。根据五种维度的投票偏好统计,可以明显地辨识出五种因素影响的作用。具体统计结果是:
种族:白人:60%投罗姆尼,39%投奥巴马;黑人:93%投奥巴马,5%投罗姆尼;拉美裔:71%投奥巴马,27%投罗姆尼;亚裔:72%投奥巴马,25%投罗姆尼;其他少数族裔:59%投奥巴马,39%投罗姆尼。
年龄:18—29岁:60%投奥巴马,38%投罗姆尼;30—44岁:52%投奥巴马,45%投罗姆尼;45—64岁:51%投罗姆尼,45%投奥巴马;65岁以上:57%投罗姆尼,42%投奥巴马。后两个年龄段与前两个年龄段的情况正好反了过来。
性别:女性:55%投奥巴马,44%投罗姆尼;男性:52%投罗姆尼,45%投奥巴马。
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的参选者:60%投奥巴马,39%投罗姆尼;家庭年收入5万—9.99万的参选者:46%投罗姆尼,44%投奥巴马;家庭年收入10万以上的参选者:47%投罗姆尼,42%投奥巴马。
宗教:新教徒62%投罗姆尼,38%投奥巴马;天主教徒50%投奥巴马,49%投罗姆尼;摩门教徒78%投罗姆尼,21%投奥巴马;犹太教徒70%投奥巴马,30%投罗姆尼;无信仰者70%投奥巴马,22%投罗姆尼。
从这次选举观察的情况看,是种族、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和宗教信仰等综合因素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分野,决定着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由此提出的假说是:现代社会集团是由多重复合性因素决定的。
“腊八粥”与“八宝饭”:政治制度的价值问题
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美国社会关于未来的争论,从制度或体制层面显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种制度的价值是因时因地而变动的。
站在美国自身立场上看,美国的制度与体制在很长时间里是适合美国的,是美国强盛的政治保障。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在于它的分权制衡体制。这种权力比较分散的制度,比较适合国力强盛、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在这种时期,权力制衡和权力分散的体制比较有利于利益的平衡和利益的综合。而当美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波动和变革的时期,美国的制度与体制就显示出了它的另一面。现在美国碰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遇到了巨大挑战,如事关美国经济前途的“财政悬崖”问题,两大政党长期争执不休,政府无法作为,社会为之惊悚,世界为之担心,但政客们依然在那里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诚如奥巴马总统所言,美国需要变革。曾经适合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体制,现在显得相当之低效。
美国体制的国家利益建构像是中国人熬“腊八粥”——将就材料。美国国家政策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由博弈剩下的“利益碎片”熬成的一锅“腊八粥”。
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政策建构像是蒸“八宝饭”——事先就确定了方向和方案。中国体制下能够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整体利益出发,根据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来制定发展规划,而不仅仅依靠综合和平衡各方面利益所得出的结果。
由此提出的假说是:政治制度的价值在于制度的适应性。
商业化的政治营销:美国政党的行动逻辑
现代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活动、选举活动,明显受到市场规律支配,政治与选举活动已经演化为商业化的政治营销。商业活动,本质上是寻找资源,将资源转化为利益与收益。选举,即要发掘各种政治资源,将政治资源转化为选票。反之,政治资源也在催生、定义和改变着政党,特定政党必须为掌握政治资源的需要而调整和改变自身政策。进一步讲,资源存在于政治市场里并表现为一定市场份额。市场份额与特定政党对应,政党受制于特定市场份额的要求,政党的政策、行为为此导出。久而久之,政党性质就被改变和塑造了。
简言之,在市场规律支配一切的美国社会,政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自我定义的,不再以主观意志决定。在一定意义上,政党的价值与政策取向是由政治市场资源的分化及市场份额决定的。说直白一点,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是某个政党要代表谁,而是政党能够代表谁。
由此提出的假说是:政治市场的格局和份额决定政党的性质与格局。
(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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