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优势比较（3）

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比较优势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特别推崇数学方法，推崇建立模型，应当说各自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所讲的抽象法是从简单的范畴开始，从大量的现象出发，经过归纳总结、改造制作，从中概括和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这一切，诚如马克思所言，“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资本论》通篇贯穿着抽象法。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商品开始”。 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剩余价值的分配，虚拟资本的形成及其特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运行方式鲜活生动的论述，运用抽象法，由外而里，由现象而本质，概括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抽象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是一种现象。

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着重于数学方法，着重于建立模型，其原因在于时代背景和面临的任务的变迁。时代背景的变迁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这样的背景变迁使得西方经济学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研究经济运行，追求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经济学似乎变成了纯技术层面的工具。然而早年的经济学，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在研究中都没有数学化，原因在于这些经济学家更着重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建设，而当时的社会也正处在体制变革之中，不用数学就可以完成，用了数学恰恰适得其反。因为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怎样使用数学，人们甚至找不到切入点。试想，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怎样数学化，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该怎样数学化！如果试图对这两部著作数学化，那就只能南其辕北其辙了。而在当代，当市场经济的体制已经建成，经济学的研究更着重于经济运行，需要研究健康运行的条件，适当地运用数学，建立模型，如果假设条件成立，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不加分析地东施效颦，甚至把经济学当作数学，那就失之偏颇了。

数学方法，建立模型，可以把经济研究精确化，甚至自然科学化。但建模也需要提出合适的经济学范畴，需要科学的假设。毕竟建模只是一种手段，不是为了建模本身，而是为了反映一种经济思想、一种理论体系，需要提出自己的经济范畴。而这种范畴和假设的提出本身就需要抽象。如果假设有问题，模型和计算再精确，其结论也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不少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看到了数学方法的这种不足，对过度数学化持保留甚至批评的态度。数学成绩极好的凯恩斯就尖锐地指出，“把一组经济分析用符号的假数学的方法变成公式，加以形式化，其最大弊端，乃在这些方法都明白假定：其讨论的各因素绝对独立；只要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则此等方法之力量与权威便一扫而净。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家，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信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 哈耶克也反对过份使用数学，他认为过份地使用数学已经给人带来了一种幻想，“我们能用这种技术来决定和预测那些数量的数值，并且这已导致对定量和数值劳而无功的搜寻。他们描述市场均衡模式的方程体系是如此构筑的，如果我们能填补抽象公式的所有空白，也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方程的一切参数，我们就能计算销售的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数量。现代经济学那些令人惊异的先驱们，16世纪的西班牙书院教师们，事实上已经看到了主要之点，他们着重指出，所谓的数学价格取决于这么多具体情况，以致人们永远不能知道它，只有上帝知道它”。 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更是深刻地指出，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创造一个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