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之路

摘要 如果从多样性的视角来观察与思考，即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重大主题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充满着“一”与“多”之辩的议题。因而不仅需要坚持一种科学而辩证的认知态度，而且必须正视更具体的理论与实践层面挑战。所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向度的生态恢复或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个更全面、协调与绿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追求的内在组成部分，这要求中华民族展现一种更高的政治、社会与生活智慧。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多样性 绿色发展 环境政治

中共十八大之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媒体宣传与学术研讨的热门话题①。十八大之后，“五位一体”和“建设美丽中国”等新表述引发着国人对于中国绿色未来的诸多美好愿景与想象。但严肃地说，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深层理论关系，还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大量具体性理论与实践挑战，都要求我们作出既坚持科学而辩证的认知态度、又富于创新勇气的时代思考。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向度的生态恢复或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全面协调的、绿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追求的内在组成部分，因而要求中华民族展现与彰显一种更高水准的政治、社会与生活智慧。基于此，结合对十八大报告有关论述的学习，笔者从“多样性”的视角谈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多样性”(diversity)最初是一个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概念，即生物(态)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物物种之间及其与周围生态环境所构成的复杂丰富的样态和关系结构以及不断延续下去的潜能。如今，地球上生长着超过200万种生物。这是经过30多亿年生物进化而渐趋多样化(diversification)的结果，这些物种十分复杂地相互关联着，并组成各个区域/层级上的生物社会(链)。换言之，正是这些分化为不同物种的生物种类，以及由它们与周围环境组成的生物生态和社会结构，构成了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最基本前提的生物(态)稳定性与多样性。依此而言，多样性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既是大自然漫长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客观性事实，也是人类理应认可、肯定和尊重的一种正向价值。简单地说，(生物)多样性、多样化本身就是积极的，因为它意味着更为复杂与丰富的种类构成及其关系结构，而复杂与丰富的种类构成及其关系结构意味着更多的生物(态)信息传承和延续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过于单一性和简单化的生物种属及其生态关系结构，即使能够获得短期内的数量性膨胀或空间性扩张，也往往难以逃脱突然灭绝的厄运。

相应地，我们也在近似或类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或社会多样性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无论是人类社会整体还是某一国家(族群)社会，一种多样性、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更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与文化价值传承，而且也更容易承受外来文化与社会的冲击、入侵甚或殖民而得以薪火相传。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体系。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谜案也许就是，为什么四大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成功地延续下来(至少是在更为完整保存的意义上)?一个最有说服力阐释是②，中华先祖们幸运地享有宽阔的地理空间(从西北到中原，从北国到江南)，使之在面对来自文明水平较低的“荒蛮”族群时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而当华夏文明最终成长为一个庞大而强势的农业文明时，就变成了足以抗拒任何外来冲击的同化性力量(而很难被同化)。也就是说，尽管中华文化与社会时常被冠以“大一统”的称谓，但其更根本性的特征也许是它的多样化(及其多样性)。近代以来的历史曾一度被知识(政治)精英解读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而言)所遭遇的“灭顶之灾”，我们除了融入一个工业/城市文明所主导的现代化世界外别无选择。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整体实力的逐渐恢复和上升，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社会主体(同时作为历史性主体和现实性主体)意识正在觉醒，其中包含的文化与社会多样性信息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和现代化实现后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依然可以成为另一种“样态”。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态文明”呢?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一种能够充分考虑并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及其客观要求的人类社会化生存及其组织形态，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平、和谐与共生。一方面，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所有文明形态都是一种相对广泛分布的社会化生存及其组织形态，因而，地球上过于局部性的、数量有限的族群或社群生产生活方式难以构成独立意义上的文明，更不用说同一社会内少数个体的特立独行意义上的异质举动;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文明革新必须同时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个层面上。因而，文明性的变革肯定是人类社会整体与深层意义上的巨变，尽管它的发生与完成都不太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与实践尤其如此。因为当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基于如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价值的自觉认识与反思;二是人类对社会文明发展及其延续条件的自觉认识与反思，尽管远古时代的人类文明(比如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也许是更“合生态”(在自然而然的意义上)。就前者来说，数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扩张，使我们在充分利用地球自然资源、物质财富的同时，初步认识了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与稳定性的生存前提性价值，并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所代表的人类“先进”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展开反思;而就后者而言，正是从局部性生态系统破坏和环境污染到全球性气候异常的自然生态系统崩溃危机使我们初步反思与认识到生物(态)整体性与可持续性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及其延续的前提性意义(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尤为重要的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大规模工业现代化建设之后，当代中国已经具备了生态文明建设主客观条件，并站在了这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深刻、最为艰难的文明形态革新浪潮的“潮头”。

可以看出，“多样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意蕴解读的方法论相关性在于：生态文明建设在本质上趋向于并最终实现对自然界生物(态)多样性、整体性与可持续性价值的人类文明性理解、善待和尊重。换句话说，对生物(态)多样性与多样化的认可、崇尚与促进应该成为当代社会的文明追求与文明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或者说更进一步，成为一种崭新的生态化文明的内源性基质(在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歧视本性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