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讲堂文章】郭凤海：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大讲堂》

第一期 （总第75期）

2013年1月1日

主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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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 郭凤海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先后8次讲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再次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这里，我想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主要讲三个大问题：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历史抉择；二是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为民族复兴而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历史抉择

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这期间，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伟大人物。20世纪以前有魏源、林则徐、龚自珍、梁启超等，20世纪以后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认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先后提出了三民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开拓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三民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分别代表了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探索历程的三个阶段。围绕这个历史进程，我在第一个大问题中，主要讲三个小问题：

（一）旧中国的崩溃，从反向激起了中国人复兴民族的梦想。

近年来，国内外常有人讲“中国崩溃论”。钱镇先生指出，严格地讲，“中国崩溃论”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说法，既可以指中国全面崩溃，也可以指中国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既可能出于分析现存问题，化解潜在危机的忧国之心，又可能潜藏着乐见中国崩溃、有意唱衰中国的阴暗心理。所以，对中国崩溃论必须加以具体辨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确曾崩溃过。秦汉以后，每隔二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旧政权崩溃，新政权建立。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崩溃，伴随着天下大乱。但是，到了近代，情况更严重，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惨烈打击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再仅仅是朝代的崩溃，列强“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

看看当年中国那幅图景，用李鸿章的话讲：“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一个国家跟我们过不去，各国列强都跟着一哄而起，抱团对付我们。与现在的一些情况相似。中国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所有西方列强欺凌。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水师管带（舰长）几乎有一半自杀殉国，为什么？为了军人无能保国的耻辱，为国家“落后挨打”的无奈与悲凉。梁启超先生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那时，中国已经到了正视生死、抉择存亡的历史关口。可以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巨大危机，从反面激起了中国人追求独立、自强的激情与呼号，使“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刻骨铭心的字眼。

对中华民族来说，当时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就是能否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赶超西方列强。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因而，每当中国衰落到某种程度，中国人反而会升腾出试图恢复古老帝国样貌的追求。美国学者理查德·哈罗兰的《中国——复兴中的中央王国》一文认为，中国人的中央王国意识从未消失，把国家复兴到昔日中央王国的地位，反映了他们不甘沉沦、不甘心做二流国家的强烈追求。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从来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即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仍能保存不灭的火种，延续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梦想。

（二）追寻“少年中国”、“青春中国”，承载着复兴民族的希望。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人为民族落伍而痛心，无数人矢志探索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路。其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摒弃中华“老大帝国”，追寻“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为中华民族摆脱衰落、再造复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事实表明，中华“老大帝国”已无可救药，要救亡自强，必须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了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中国、事实上的中国，和朝代有所区别的中国。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华世界里，虽然中华世界形成了“中央王国”政治实体，但是中国人从未丧失过自觉不自觉产生的一种华夏认同感，一种华夏民族的族群自我肯定，就是祖国意识、中国意识。

梁启超先生对国家领土、人民、主权的新看法，对国家只有成为人民之公产，民才能与国结成实质性的依存关系，从而“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看法，他对传统国民性格（特别是奴性）的批判，重塑了中国几千年的家国关系，直接哺育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后来人。在梁启超等人启发下，“祖国－中国”意识开始全面觉醒，“民族精神”、“民权主义”、“祖国主义”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爱国精神与境界。

那么，中国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梁启超名之曰：“少年中国”。1900年，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梁启超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所以“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蔡元培、李伯元等人也在作品中回应了“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现了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极大地影响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承载着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然而，民国并没有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落实，专制如故，国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希望落空。中华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的现实，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彻底告别老大旧中国的决心，共同喊出了创建“青春中华”的口号。

1918年，李大钊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参加人数最多、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组织。在 “少年中国运动”过程中，李大钊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题确立了“青春中华”的基本涵义：“青春”，“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李大钊指明，复活民族精神之“青春中国”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倡导“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立意是“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他们意识到创造青春中国、青春民族与民族觉醒的关系。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先有青年“自我觉醒之绝叫”，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这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期待和探求，他们时时眺望着新世纪的曙光，探索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出路。

（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政治前提。

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什么“主义”呢？

实际上，为了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人什么“主义”都选择过。魏源、林则徐等晚清开明派“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选择的是“封建主义自救”道路；张之洞、李鸿章等发动洋务运动，选择的是王朝旧制与资本主义舰炮工商嫁接道路；康梁戊戌变法，学的是西方君主立宪改良道路；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旗帜，明确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这些选择都先后失败了。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制度、走什么发展道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从中国近代看，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救亡和富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追求；而另一方面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曲折历程。中国先进分子又不能不看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旧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根本无法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无法走向现代化，更不要侈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了。当年，孙中山先生有个理想，希望通过“外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持，在中国顺延资本主义逻辑，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接轨，实现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马上到欧洲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借款，以解决临时革命政府的资金困难。1911年11月，他在欧洲发表演说，称中国“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意思是我们与你们是“同类”，要搞资本主义，所以拿出你们的钱支持我们吧。而冷酷的事实却是，四国银行团都不肯轻易解囊，他只能空手而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国银行团、还有日本对待清政府和专制复古势力的袁世凯，并不问其是否“同类”，只认是否挽救列强在华利益格局，慷慨给予援助，致使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濒临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不得不接受“南北议和”，辛亥革命由此宣告失败。

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道路选择的基本线索，就是追求对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的有用性。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救亡富强有用，但不可行。由于搞现代化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人手中，所以我们无法在当时的中国顺延资本主义现代化逻辑。中国救亡图强、走向现代化，只有靠中国人民自己，突破资本主义逻辑，另寻出路。这条出路，就是搞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处的社会主义逻辑，引领国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振兴国家和民族。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既取决于当时国内经济社会状况，又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发展状况，取决于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国发展面临的压力。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中国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主体身份”，奠定了建设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需根本政治前提。一句话，通过社会主义救中国、发展中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