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讲堂文章】郭凤海：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3）

为民族复兴而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征程上，要做到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又不原地踏步，就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个斗争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与自身存在问题做斗争

与自己做斗争，就是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前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形式主义，几乎成了屡禁不止的顽症。当形式变成“主义”时，就会变成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行动指南。有些同志虽然嘴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想问题、办事情，自觉不自觉地以形式主义为指导。如，制定工作计划时，没等明确工作本身的内容，就先行要求要开展多少多少“活动”，要搞多少多少“动作”，要“大造声势”，要“大事大抓”，等等。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惯用套路。

再如，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许多同志仍然习惯于以“非制度的方式”推动工作。在制度执行方面，也存在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敷衍性执行、附加性执行等不良现象。习近平最近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目前，我们制度还存在不少亟需改进的问题。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必须抓紧完善制度及其执行机制，不断消除制度及其执行环节中的“空白点”、“裂隙点”、“松疏点”和“薄弱点”，从根本上避免“制度被架空”现象的发生。

此外，封建专制影响根深蒂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心中人民主体地位淡化、淡出，致使出现某些“权力异化”现象。有的存在“恩赐思维”，认为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做了本该做的事却居功自傲、无限放大。有的存在“敌对思维”，出现群体性事件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大讲“别有用心”的人操纵。有的存在“替民做主思维”，以“父母官”自居，替群众决定事项。实践证明，党脱离群众，人民就会脱离党；党背离人民，人民就会背离党！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必须增强制度自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到今天，比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完善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制度现代化上，主要西方国家大都用了150年到200年时间才基本完成。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到1928年基本实现普选，用了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法国从1789年推翻绝对君主制，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也用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美国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787年制订联邦宪法，经过南北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用了150多年时间。我们只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建立起具有巨大优势的制度，这是我们坚持制度自信的理由。有了这种自信，我们也会更清醒地看到自身制度的不足，更加自觉地完善我们制度。

（二）与演变中国图谋作斗争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和意识形态渗透，图谋改变中国社会颜色。例如，推进“政治转基因”战略。所谓“政治转基因”，主要是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媒体，广泛传播美国“制度文明”，借以吸引其中国民众，使他们认同美国政治、否弃中国现行政治的过程。

再如，推行“道义角色替换”演变战略，严峻挑战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所谓“道义角色替换”演变战略，就是美国利用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手段，经过持久的谋划、有步骤潜移默化，使“目标国家”政权在本国人民心目中日益“非道义化”，同时使该国人民认同、追求美国价值观和政治模式，起来“造本国政权的反”，直至导致该国内乱的战略运作过程。

近年来，美国等国正悄悄地展开了一项有针对性中国的的策略行动，其含义是：用共产党的理念和宗旨挑战共产党。中共不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张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廉洁自律吗？那么，我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中共这一套来“杀伤”你。也就是，利用我们部分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党群干群关系疏离的问题，以偏概全，放大其“负面效应”的同时，展开所谓“支持”、“保护”中国基层民众“维权”系列活动，展示美国官员的“亲民”、“廉洁”、“公正”形象。由此暗示人们，当年共产党承担的为正义撑腰、为人民服务的道义角色，现在由美国或美国扶持的“中国异见人士”、“维权人士”替换掉了，只有美国的价值理念才能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乘飞机来中国赴任坐经济舱，出席博鳌论坛不住豪华酒店，刻意与我们某些官员形成“鲜明对照”。而我们某些媒体批骆家辉虚伪，反而恰恰落入了美国人的圈套。因为你越这样批评，越会反衬你“对廉洁不认同”。对此类问题驾驭不好，极可能使我们陷入具有长远、深层影响的战略被动！当年，在前苏联8·19事件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向苏军士兵喊话：“士兵们，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结果，持续宣传了70多年“为人民服务”的苏共，竟被一句“为人民服务”打倒了！这就是苏共“道义角色”被替换之后引发的“革命”！今天中东北非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也是这种类型的“革命”！美国当年耐心地、不懈地向苏联、中东北非渗透几十年，现在出现这个局面，就是使道义角色倒转。只要达到道义角色倒转的目的，不用美国人插手，那些国家的人民也会起来闹革命！再想想我们中国，是否潜伏着这样的危险？！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有忧患意识，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危险的存在。只有坚守、保持住为正义撑腰、为人民权利奋斗的道义角色，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发生！

（三）与军事对手挑战做斗争

毫无疑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将始终面临外部敌对势力特别是敌对国家封锁、压制、竞争甚至侵略的险恶国际环境。历史表明，国家越富，风险越大。一个国家经济体量增大，常会面临被人宰割的风险。1820年，大清国的GDP占世界32.9%，这一比例至今未被世界上第二个国家超过。因为富裕而脆弱，所以横遭欺凌、掠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成为经济大国，但风险也随之增加。

因此，国家在崛起中，必然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即如何看待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中国应借鉴美国当年在崛起中恪守孤立主义，避免与欧洲列强纷争，选择与美国合作，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以最小代价实现和平崛起。这种愿望当然好，但却没有看到：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受到的围堵、封锁、遏制程度，比当年美国严峻、恶劣得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条件也与当年美国有着天壤之别。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巨大资源需求，使中美结构性矛盾与竞争日益凸显。奥巴马曾露骨地说：“如果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我们周边一些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各个方向威胁中国主权安全，甚至蚕食中国国家利益。由此，中国和平发展，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能战方能言和”，必须以积极的军事斗争准备，来支撑国家发展大战略。我们看到，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事挑战就会延伸到哪里。伴随经济的崛起，我国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强亚太的军事存在。周边一些国家加紧发展新型军事力量，在东海、南海不停制造事端，掠夺我海洋资源，给我带来安全压力，亚洲正成为全球战争和军事冲突热点地区，国家前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军队。

历史表明，世界上任何大国崛起，没有一个是靠消极和平、妥协实现，往往要经历一两场战争。当年，英国不打败荷兰无敌舰队，就不能走向全球；美国不打败西班牙舰队，同样不能走向两大洋。在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问题上，我们既要防止军事战略超越国家战略，像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走向军国主义，又要积极作为，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科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统一的战略抉择。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以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着眼于解决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了部署，作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的战略决策。“兵者，国之大事”，当强军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志时，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的现代化强大军队，就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目标。

（四）为累积社会主义永续生机而斗争

世界上任何有生机活力的“主义”，都不是凭白无故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深扎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厚重深沉的国度里，顺应中国人民汇成的久远而浩大的历史之流，秉持以社会公平正义彰显人民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价值，昭示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执着追求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时代有效性”与“世代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持久生命力。民族复兴的漫长征程决定了其梯度式发展的特点，各个阶段有相应的目标，完成前一个目标是迈向后一个目标的台阶。这就要求引领这一复兴进程的社会主义旗帜不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有效性”与“世代有效性”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具体时代里往往追求“一”，探索解决本时代某一个或某几个较为确定性的现实课题；而它的世代有效性，则往往追求“全”，探索解决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直到复兴、再到持续复兴的历史大尺度范围的课题。二者的统一，是一种 “以一至全”的过程；是累积无数“一”，达成无限“多”，日益趋近“全”，推进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中国社会永续进步的过程。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自我解构性”与“自我建构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内在创新力。任何“主义”的建构，都从批判与反思即“解构”开始。解构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彻底否定现存“主义”，解构的目的是使之“解体”或“瓦解”以至最后根除之；二是推动“主义”自我扬弃，解构的目的，不是促使某个主义“解体”或“瓦解”，而是要把“自我解构”成功地转化为“自我建构”，从而实现该“主义”的自我超越。后一种情况所呈现的，就是“主义”的“自我解构性”与“自我建构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展现批判与反思精神的产物。它不仅是在批判借鉴其他思潮有益营养中形成的，而且也是在批判和反思自身中不断修正、完善、创新发展的。然而，这种创新如果离开了人类自由的大道，便毫无意义。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永远不应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而恰恰要不停地自省，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不停地实现自我变革。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曾经的成就多么辉煌，仍然要持续不停地追问人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公正进步面临的课题，不断把“自我解构”成功地转化为“自我建构”，不断地升华到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自强大业发展的新境界。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社会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实践中，转化为影响社会实践的精神力量。

历史发展到今天，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的劳动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讲实际，更专注于“为生计奔忙”。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关切和精神生活，只不过已经完全不同以往。如果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落不到实处，不能把自身包含的正义性原则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不能转化为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制度安排、现实政策和共产党的执政行为，那么，这个主义就不能保持广泛持续的社会感召力、影响力，就不能起到凝聚人心、引领人民的作用。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关键取决于能否达成“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高度统一。达不成这个统一，老百姓就认为你这个主义不真实。不真实，就是不道义，不讲人间道义。人间道义不在理论空谈里，也不在政府施舍里，它是民意，是民智，是民利，是老百姓的普遍呼声。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反映了民意，集纳了民智，代表了民利，什么时候就拥有了人间道义。旧中国，农民流离失所，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共产党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在老百姓眼里，那是最真实的人间道义。共产党拥有了人间道义，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无往而不胜。今天，如果仅仅在党章里、在文件里、在讲话里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而不使之落实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践里，那么，即使理论天花乱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也无从谈起。

1933年、1934年，《东方杂志》等刊物进行了《梦想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专题征文，以中国知识界为主的数百人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包括“强国之梦”，描绘了理想的中国现代化蓝图。透过时光隧道，我们今天仍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所感动。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梦”的民族，尽管兵祸不断、天灾频发、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但还要做梦，做“富国强兵”的梦。这梦，来自千年古老优秀文化的传承，激励着时人抗战、解放、建国，追求复兴，一直走到今天。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强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任何时期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也必须牢记，把蓝图变成现实，我们还将走很长的路，我们必须为之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