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讲堂文章】郭凤海：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2）

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地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大体轮廓而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可分为三大时段：一是在民主主义道路上实现国家独立的历史阶段；二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初步探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三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表现为一个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不断在更高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从实际历史看，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始终面临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条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恩格斯认为英、美、法、德四国可能同时走向社会主义，即“共同胜利论”。但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的视线从西方移向东方，指出东方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就是绕开资本主义逻辑，另搞一套逻辑,就是社会主义逻辑。什么叫“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独立自主于资本主义体系，又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成就。换句话说，东方国家可以在社会制度上“绕开”资本主义这个峡谷，搞社会主义，但却“绕不开”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雄厚物质技术和现代化发展成果。东方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在发展阶段上比马、恩“共同胜利论”意义上的西方社会主义低得多，不是“跨越－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之上，而恰恰要把人家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进一步讲，“一国胜利论”意味着一国可以不靠别国支持，单独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但革命胜利后，能否同样不靠学习借鉴别国经验，不靠与别国互通有无，甚至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单独取得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则是一个不用细加论证就能想见其严重后果的问题。“共同胜利论”不仅包含着多国同时夺取政权的意思，而且包含着东方国家革命胜利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意思。

历史启示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搞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立足于解决一系列更加初级且基本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不独立即无复兴

中国作为马克思视野下的重要东方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有追求未来“大同”理想的长远指向，又有改变近代以后领土被瓜分、资源遭掠夺、人民倍受欺凌的历史状况，确立独立国家主体资格，实现强国富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目标指向。

按照新中国缔造者的初衷，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就意味着，通过彻底解决“国权”，为实现中国发展提供根本的前提与可能。这一点，已经蕴含着中国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了。

长期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赶上世界潮流，就要走西方道路。但中国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另一条富有生机活力的新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告诫国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二）不发展即无复兴

发展需要政治来保障，但政治本身却不能包办、独揽一切。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支撑复兴实现的深层社会条件是经济发展，使人民“免于匮乏”，使国家免于贫弱。依照马克思的原意，“绕开”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主义，应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通过另搞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比资本主义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式，推进国家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

历史表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中国很发达，恰恰是因为中国太落后，迫切需要通过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革除专制，张扬自由，从根本上解决强国富民问题。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不仅可以突破一切旧有逻辑，以新的方式解放人民，而且可以依据本国国情，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自强、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党对于国家建设上，在注重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同样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注重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点，已经蕴含着我们党社会形态历史视野、社会主义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拓展，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不消除专制传统即无复兴

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在土改和“三大改造”等方面，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方式革除了旧的经济社会关系，但却在建设新的经济社会关系时全面复制了苏联模式。实事求是地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加快工业化步伐，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此被凝固化、神圣化，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显现后，毛泽东提出照抄苏联不是长久之计，要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但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反右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不仅中断了这种有益探索，还使社会主义受到家长制、个人崇拜等传统社会落后因素的浸染，遭受严重挫折。

历史表明，搞社会主义必须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具体国情，不应是本国专制落后的历史传统遗迹，因为它天然就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大敌。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邓小平强调的具体国情，都不是单纯的本土国情，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国情，是与改革开放、面向融入世界、驾驭全球化相关联的国情。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都是以更包容的姿态，把本国与世界好东西包含进来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老舍先生讲“越是民族性，越具有世界性”，无非是说，最富于潜力的民族性，一定是那种最具包容性、时代性、进取性的民族优秀传统。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驳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所谓“社会主义不合国情论”。在抗大五周年校庆集会上，教育长何长工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是与守旧复古派所进行的奴化教育、复古教育、束缚青年思想、剥夺言论自由、实行封建守旧的愚民政策，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同时，还要与专谈‘中国特殊’、专谈‘国情论’者作生死的搏斗。”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明成果之外的“另类”，而应当是结合中国实际兼容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正确揭示和把握这一问题，有利于避免陷入那种单纯“国情论”的窠臼，有利于避免损伤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说服力，有利于避免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历史表明，我们党领导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目的是要把民族复兴变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的。今天，我们所要实现的民族复兴，并不是要回复到中华民族历来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文明状态，而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共党史上，李大钊可能是最早讲“中华民族复兴”概念的人之一。他当年用的原话是“中华民族之复活”。“复活”与“复兴”，用词不同，但意思并无太大差别。1990年4月，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人类历史进入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紧紧抓住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并使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当党的十七大把“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确认为“公民意识”，十八大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确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之后，人们不能不深切地体认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包含的全新境界了。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谁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谁就是中国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谁就会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领导核心。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空前艰巨的宏伟事业。必须抓住这个总任务、总目标，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地干下去。

当前，国内一股“盛世之风”、“盛世心态”弥漫，好大喜功，形象工程，豪华气派，奢靡之风盛行。“盛世心态”实际上是一种“自满心态”、“浮躁心态”、“懈怠心态”。其实，从历史上看，在所谓“盛世”背后，往往都蕴涵着危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之后就是衰败、战乱以至朝代的覆灭。什么是“盛世”？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盛世时期，一是要与自身历史比较，二是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比较，主要是世界强国、发达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具有清醒的历史方位感。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实现由近代衰落向民族复兴的转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务必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