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科学表述的几点思考

在2011年3月的“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即“五个不搞”。它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基础。之所以把“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放在首位，因为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国家政治制度是由政党制度驱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五个不搞”的“第一个不搞”,为本文分析政党制度理论逻辑起点。

一、“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是对以前笼统地声明不搞多党制的改进

“五个不搞”的第一层意义是对国家制度原则的郑重宣示。因为它宣布的场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宪政原则和宪政意义。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由宪法和法律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中国宪法体制是什么、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必须要给予说明的，因此是对国家制度和宪政原则的郑重宣示。其次，在全国人大这个庄重场合“郑重表明”,使用“五个不搞”这样非常明确的字眼，个中原因不言自明。近来西方一些国家总爱拿中国说事，而每说到中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以为只有引进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才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民主。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被世人关注的过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问题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他们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来关心中国的发展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在上世纪%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人其思考的空间，一厢情愿地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近来，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出现事变后，某些不怀好意的国际政客更是推波助澜，希望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为对内对外以正视听必须适时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由于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就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和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

“五个不搞”更深层的意义是，表明执政党具有对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有坚持和完善的信心和决心，而不是否认制度的发展与体制的变革。这就是说，中国的制度不是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如权力的集中、官员的腐败、社会的贫富差距、环境的污染等，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多年来，正是在直面问题回应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制度不断发展：从无法可依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协商民主成为人们的共识，人民政协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执政党内实行了制度性的改革，党内集体领导制度和任期制的形成，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发展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形成比较开放的政治体系。较之其它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长期执政体制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同时各政党为了选票迎合选民口味而采用民粹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非常困难。政党不负责任没有远见、政党恶斗撕裂社会、执政党软弱无力、政坛走马灯是目前一些多党制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审慎、稳妥、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五个不搞”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