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熊猫还是龙？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展望21世纪，美国与中国相比，可能会在经济方面，也有可能在军事方面，黯然失色。据《经济学家》杂志，中国可能会在2018年以市场汇率计GDP方面超越美国。2000年，中国市场汇率计GDP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到了2010年，则为美国的一半，中国令人惊愕的相对快速增长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美国参与了针对苏联的冷战，该增长特别具有相对性，因为冷战代价高昂且危险，曾一度大约占用美国GDP的44%。该冲突帮助美国完成了转型，从联邦制共和国转为中央集权的俾斯麦民族国家。鉴于中美竞争对于美国安全和国内政治的潜在影响，正确对待中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挑战。

除了中国，印度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印度拥有优越的人口结构，可能在地区与全球政治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日本尽管受到人口与财政问题困扰，仍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众多东南亚国家正在迅速崛起。简而言之，未来数十年亚太地区可能会是全球力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国际体系中力量集中转向东亚，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战略师们应该关注该地区。

自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百特威外交政策机构一直在着重关注伊斯兰世界和恐怖主义。而在9·11以前，该机构重要部门都把与中国的竞争作为潜在的重要问题。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曾读过约翰·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未来关系的悲观观点，他不喜欢其中一些段落，认为“愚蠢”：在这些段落中，米尔斯海默希望两国间的竞争能够被和缓。

布什政府执政初期，两国关系仿佛要走向大风大浪。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领空附近与中国一架战斗机发生冲突，美国飞行员与司乘人员被中方控制，直到美国外交官对他们的释放进行谈判。但是该事件在两国都激起了民族主义。在华盛顿，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报怨，两架飞机发生冲突的“准确背景”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他们怒吼，小布什对于中国飞行员遇难表示歉意这一行为使美国“深深蒙羞”，并重申他们以前号召采取的“积极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是在2001年9月恐怖袭击发生后，布什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

慢慢地，华盛顿的政策精英们转过神来，认为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革正在亚洲发生。2011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里昂·帕内特在访问亚洲时表示，华盛顿正处于转折点，要离开中东，转向亚太，这一转变必然需要“战略重新平衡”。相似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地缘政治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而美国应该在决定地缘政治的未来时起到中心作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聊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就是要实现过渡，从当前令人烦恼的中东挑战转向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

那些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中国处于美国亚洲战略的中心。本文不对当前中美间的军事平衡做精确评估，更不去预测未来的军事平衡。同样，本文也不会重述过去数十年甚至数年内的中美外交。恰恰相反，本文重新评估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揭示了该战略的根基自相矛盾，恐将华盛顿与北京推向安全竞争，使局面越来越有利于中国。

一、熊猫还是龙？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有两种思考流派，每一种思考流派都产生了一套基本的政策导向。一种观点，非常悲观，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信徒有时被称为“龙杀手”。另一种观点，则非常乐观，受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追随者被人们口头上称为“熊猫拥抱者”。两个派别的分歧通常在于是否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鉴于正确回答该问题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反映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该问题观点的理论就值得仔细审查。

1、熊猫拥抱者的全面正和世界

支持乐观主义者理论的两套逻辑都借用于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首先是“自由机构主义”逻辑，该逻辑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能够被国际机构的网络所制约。国际机构允许中国崛起，加入到现行国际秩序当中——现行国际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领导创建的机构所发展形成的——并阻止中国演变管理该秩序的规则。

对于自由机构主义者来说，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会对现状不满。他们想知道，在现行秩序下，中国已然大步迈向了繁荣并且影响力也大幅提升，为什么中国还会不厌其烦试图去改变这个秩序。自由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受到国际机构和法律的严格制约，并且以普林斯顿的约翰·艾肯伯瑞为代表人物的一派人物认为，虽然“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可以帮助确保中国在规则和机构的框架内行使其实力，而这些规则和机构是美国和其伙伴在上个世纪制定的，规则和机构能在未来更加拥挤的世界里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

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能够被制约是因为庞杂交错的国际机构网络会产生正和结果，使美国支配的秩序“难以被推翻，但易于加入”。如果华盛顿正确出牌，艾肯伯瑞写道，能够“使自由秩序足够庞大且机构制度化，中国将无从选择，只有加入并在此框架内行事。”

第二种自由逻辑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诱因是国家内部的国内政治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目标与美国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不民主。相应的，该观点认为，如果中国民主化，中国能够继续崛起，同时臣服于美国的优势。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几乎没有强调国际机构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讲，问题在于是否中国的国内政治体系会由一党制演变为民主政治。如果能演变，那么就不用担心中国的国际抱负因过大而危险。这种理论在华盛顿很流行，在那里政策制定的部分依据是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会使中国的政治体系朝着民主方向演变。

倘若依计划行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然后这些中产阶级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要求预期会产生更多的民主政治。随后，这些日益增多的民主政治会产生民主和平理论的雏形，在该理论下，民主国家的民主机构会阻止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或者可以推测地，进行本文所指的严重的安全竞争）。

两个自由派都同意的一点是没有铁法规定中国实力的增强会创造一个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间的零和安全折衷。这是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之间分歧的中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