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熊猫还是龙？（4）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

美国战略的第一个问题是它的“遏制加接触”政策路线建立于矛盾的政策之上。遏制加接触频繁用迷惑性的公式来辩护，如“华盛顿必须要与中国合作才能与其抗衡，抗衡它是为了与其合作”，但这是没有条理的。遏制加接触的两个方面并不互相补充，他们的目标相反。

华盛顿的政策分析家和博学者喜欢把遏制加接触说成是一种“对冲”战略，但是这一类比是没有根据的。对冲指进行保守投资（低收益低风险），以帮助补偿高风险投资（高收益高风险）的潜在损失。在与中国政策的类比中，大型风险的赌注是与中国进行贸易，这将会缩小两国间的相对力量差距，寄望于中国会被演变，不会与美国在军事上进行竞争。对冲类比不成立是因为风险赌注持续时间越长，华盛顿需要注入保守赌注（遏制所需要的军事设施）里的资源就越多，才能够在合作不能成功时补偿潜在的损失。遏制加接触不是一种对冲战略。

1、美国的亚洲军事战略真相

美国领导层常否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旨在遏制中国，美国的军事意图已经在亚洲地区显现，很明显是要将中国的海上贸易商业推入风险之中。对此，美国资深亚太记者理查德·哈罗伦在美国空军协会官方刊物中写道，华盛顿开始部署的军力将威胁到中国通过南中国海的补给线。经过这些航线运输的石油和原材料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军事开支的重要因素。

哈罗伦认为华盛顿应该利用这个脆弱性，中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美国前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和中国分析家李侃如则表示：“美国已经部署并可能在未来必要之时继续利用海军对太平洋的封锁，特别是对中国。”华盛顿在亚太地区彰显出的军事姿态会加深北京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尽管这样的真相显而易见，但美国领导层否认做出这样的决策是与中国有关。美国防长帕内特曾表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部署美国绝大部分的海军资产“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而是要将中国带入解决两国共同挑战的关系中，包括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扩散、毒品走私、打击海盗、提高双边贸易和海上通道等。

但实际上，如果要应对上述问题，根本用不了美国半数以上的海军兵力。如果中国与美国一样，也以同样的理由在西半球部署半数以上的海军兵力，那么美国的领导层会毫不犹豫地认定中国是在威胁美国。如果美国亚洲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相信美国的论调，那么这个政策本身就有问题了。

西太平洋的实力平衡仍然取决于美国的好恶，但局势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近几年来，相比美国，中国的军事支出激增。表明中国正在着手缩小两国的实力鸿沟。

但是有不少反对意见认为华盛顿的军事支出在有关方面与中国的相比仍在上升，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为了得出结论，在计算中国军事预算比率的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市场利率，而不是购买力平价转化，例如劳动力，这就会产生误算。简而言之，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目前的趋势会持续下去，那么中国仍将努力在经济实力和军事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美国的军事目标在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保护其全球海上航行和能源航道、打击恐怖主义、制止种族灭绝、并领导维和任务。而中国的军事支出主要于军事任务，并非震慑或打击美国在其近海海域的力量，与华盛顿相比，北京已经限制了其军事目标，这有利于缩短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差距。

对于北京采取的获得战略优势的传统战略，华盛顿方面也会不停的复制。罗姆尼建议未来10年内，国防开支方面应增加2万亿美元，大部分可以通过向中国出售国债来融资。这一建议旨在利用部分来自于中国的资金来制衡中国。但这很难成为连贯的战略模式。

同时，华盛顿采取对华经济接触的政策，这有助于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诉求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而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势不可挡。很难想象中国会被动接受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中国民众也无法接受中国的国家安全被美国掌控。

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就是“围交”，这取决于经济接触和改革诉求能否成功转型中国的政治体系，或是取决于这样的观念：就算中国缩短两国间的军事支出差距，美国仍会超支以遏制中国有更大的雄心。

2、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尚不成熟

美国战略的其他问题在于确保盟友可靠性的政策也占其对冲中国支出成本的一部分，最终都是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美国不断向亚洲的盟友保证华盛顿会扮演一个先发制人的制衡者，而不是要求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地盘自我防御。这就造成了“搭便车”问题。这些盟友都相信美国会对其国家安全负责，因此对自身的国家安全较为懈怠，这无疑增加了美国的成本。当一个国家要遏制潜在威胁，或是把重担转移给其他国家之际，力量的分配和布局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东亚的力量分配和布局都暗示美国应该把重担转移给该区域的国家来制衡中国。

美国现行的战略实际上使美国及其东亚盟友达成了一个协议：美国同意为盟友的防御负责，而这些盟友也允许美国的掌控。这样的协议就是盟友为美国军队提供必要的基地和港口，并慷慨地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作为回报，美国为这些国家承担防御和震慑的义务。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华盛顿同盟的可用国防开支、美国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都成为其外交政策步入破产的威胁。

美国的亚洲盟友对于遏制中国的雄心并没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在反复重申对中国忧心忡忡的同时，美国盟友却不断缩减军事开支。日本的国防支出仅占其GDP的1%，最近还宣布要在这个基础上削减2%。台湾和韩国国防支出不足3%。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占GDP1%的国防支出已经足够日本发挥，包括打造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如果没有美国的安全承诺，日本将可能会有更激进的动作。

在冷战期间，美国扮演先发制人的制衡者，目前，这样的角色仍未退色。华盛顿自愿担负这个重任，那么其他国家希望美国来负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美国不应该再支撑像亚洲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

美国决策者鼓励其伙伴国家和盟友搭便车并不是新鲜事。在联盟中，搭便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当强大的伙伴在数十年内一致控制弱小伙伴之际。曾有专家以一个模型来解释北约成员国（美国除外）不合比例的责任，在共同事务机构条款方面（如国家安全），强大、富裕的国家倾向于承担“不合比率的大部分共同负担。”

这个模式已经存在许久，要迫使美国的盟友增加军事或国防开支，就要让他们明白美国是把亚洲国家的安全看作“私事”，而不是大家的事。与此相反的是，美国不断给盟友吃定心丸，如果美国不顾风险创造一个与北约相仿的军事同盟，那么亚洲存在一个外交或安全隐患。当美国高级官员，如希拉里国务卿表示美国盟友“需要被纳入美国外交政策”，这实际上是在鼓励盟友搭便车。

美国的外交决策层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种做法直接抵消了给盟友的忠告：无论在亚洲还是北约，对于自己的国防，自己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但由始至终，美国就希望最大化自身影响力，这已经盖过其希望盟友承担相应责任的欲望。

3、美国诺言中的道德风险

美国很多官员都支持这种“轮辐式”联盟体系，但很少有人慎重考虑美国与中国开战的必要条件。据此，美国的盟友应该对美国做出的承诺三思而后行。

部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其国家安全方面对美国过度信任。有历史学家曾分析并表示，“在战争爆发之际，摇旗的总比冲锋陷阵的要多得多。”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台湾的军事开支完全不够其负担军事任务，这暗示台湾坚信美国的承诺。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否是浪费资产的争论，台湾外交思想家断言，如果失去台湾这个盟友，那么美国将陷入地缘战略灾难。但最近一份研究显示，大部分年龄在12－17岁间的台湾民众都不愿自己或是家庭成员参与抵制中国的战争。

此外，还有迹象表明美国不会就台湾问题与中国开战。一位美国学者提及他与希拉里的一次对话，希拉里强调认为美国为支持台湾而与中国开战的想法太荒谬了。就算日本和韩国想让美国代其对付中国，都得再三筹谋。

因此，这就存在一个道德危机。美国的伙伴坚信美国的承诺，一方面就推卸自己的国防义务，另一方面则频繁挑起区域事端。中国安全政策专家哥德斯泰恩博士甚至担忧南中国海上会出现“格鲁吉亚局势”：一个国家过度相信美国的同时，挑起超过自身管控能力的战争，最终会发现美国根本没有参战的意愿。

4、中国会如何作为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卜大年曾表示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因为中国的“雄心威胁到美国的亚洲盟友，使这些国家开始质疑美国战略承诺可靠性，并会危害到美国的军事战略”。卜大年的观点突出了盟友的重要性，但其逻辑有些落伍了。美国应该与同仇敌忾的国家建立联盟关系。但不应该在和平时期给予盟友各种承诺。美国的联盟战略主要是为了帮助盟友防御，而不是美国的国防。

对此，米尔斯海默认为，今天，由于中美两国间隔着广阔的太平洋，再加上美国核武库的震慑，中国无法征服美国，同样，美国要征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解放军还在努力提高对近海的控制能力。中国高调亮相的首艘航母在美国看来不足为惧，几十年来，中国都没有真正发展蓝水海军，更不用说去挑战美国。

当然，美国还存在不少小问题。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能利用海军切断美国与亚洲的商业接触。如果周边国家都被中国影响力掩盖，那么中国就能把持亚洲的海上航道，其他国家不得不与中国妥协。对此，美国必须考虑出现这一局面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特别是中国要取得这些成就所需的巨额成本。

米尔斯海默属于悲观派，上述观点解释了为何中国要扩大军事以提高安全：中国并未感觉到能长期依赖美国决策层出台双赢的政策。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相反，华盛顿鹰派决策者，如美国前防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调侃：“由于没有国家能威胁中国，那么有人就会想：中国为何还要增加（军事）投资？为何还要持续购买扩大军备、进行强势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