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熊猫还是龙？（3）

二、两种观点的问题（以及美国政策如何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的问题）

本部分批评关于中国的每种思想流派，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乐观主义者常常假设军事问题中固有的零和折衷不存在。悲观主义者缺乏一个故事来讲述华盛顿具体怎么做才能在经济上抑制中国。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受三个问题所困挠：首先，华盛顿政策的中心是矛盾的：要让中国更强大，但同时寻求让它像是个弱国那样表现。政策的“遏制”和“合作”两方面彼此抵销。第二，盟国“放心”政策迫使美国承担遏制中国的日益增长的不成比例的负担。最后，虽然华盛顿同意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准确描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如何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1、乐观主义者的问题

乐观主义者过于信任国际机构，过于信任中国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当地的民主这一理念，过于信任民主中国必然会与美国对亚洲的军事控制和平共处这一理念。

通常来说，乐观主义者常常省去军事问题固有的零和折衷，忽略大部分美国在亚洲军事政策的问题。这就把关于美国在亚洲未来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置于他们的分析之外。哥伦比亚的理查德·贝兹在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中指出，约翰·艾肯伯瑞只字未提美国（东亚）的军事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分析被代之以温和的设想，互相核威慑会阻止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用惊人的信心宣称“促使战争爆发的变化已作为一种历史进程被废除。”

强大国家常常不依赖其他国家或者国际机构来为自己提供安全。即使是当今动机良善的国家明天就有可能形成威胁，国际机构只有在能够实施它们所写的规则时才会有意义。当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不符合美国利益时，会常规性地公然反抗国际机构，无论该议题是打击科索沃还是伊拉克、避免行动以尝试阻止气候变化、解决巴以冲突或者任何其他问题。如果中国继续强大，国际机构对北京的影响力将有可能与它们对华盛顿的影响力相类似：不会多。国家更青睐于依靠它们自己能力，对它们自己的安全环境加以管控。而且，随着它们实力的增强，国家常常会扩展它们对于自己利益的定义，并利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它们。

美国政策制定者忽略或低估了这些现实，反而暗示中国是美国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搭便车者。克林顿国务聊的说法听起来仿佛中国人应该给华盛顿写一封感谢信，“如以前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作为美国帮助建立并努力维护的开放的基于规则体系的一部分，已走向了昌盛。”但是正如美国今天选择维护这一开放和基于规则的体系一样，美国也可以把中国排除在该体系以外或者可以选择违反它自己定立的规则。美国分析家认为中国人搭便车，但是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受制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一时兴致的危险脆弱性。最近数月显示中国实力的增强已强硬化其边境需求，追求边境需求的愿望也更强烈。

在那段时间，中国反复重申了其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的索求，至少部分违反现状与海洋法。中国在永兴岛新建了驻军、在黄岩岛与菲律宾进行了海军对峙，以及中国力排众议，甚至阻止了东南亚国家区域论坛协会的一项联合声明，这在该组织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包括航线安全，该航线既用于中国的进口（包括能源供给的进口），也用于出口（出口大大促进了其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的海上航线受到美国的封锁。对于中国海运贸易尤其是海运能源供给的脆弱性，中国政府持续表示担忧。中国对海运石油的依赖性正在增多，中国对于这一现状仿佛无能为力。大约中国石油的40%是从海上运来的，而中国目前对于石油通过的路线没有管控。在解释中国海军建设时，大多数中国分析家都接受的一个原理是：中国希望更多管控其沟通的海上航线，以帮助确保其贸易运输，包括能源供给。但是乐观主义者难以解释为何中国与美国都对中国近海的管控权进行推让，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供政策性建议。

日本经历了1941年美国主导的石油禁令，中国人还记着日本人所经历的教训，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能源供给安全受制于外国。除了能源，中国进出口的价值占其GDP的多半，而进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海上运输。美国人可能认为中国人对受制于潜在的美国封锁感到担忧是杞人忧天，但是如果位置互换，他们就不会那么认为了。确实，即便是华盛顿，尽管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军优势，也持续表达着对自己能源安全的担忧。确保能源供给的通道是数十年来世界大国所痴迷之事。

最近，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之间开始了一场辩论，论题是关于是否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由于似是而非的军事目标而引发，而不是由于“海军民族主义”，即希望利用其强大的海军来树立其国内与国际威望。罗伯特·罗斯认为，作为一个大陆国家，中国应该集中发展其陆军，而其发展蓝水海军的努力则是一个战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荒谬产物。在该辩论中，即使那些认为是民族主义引燃了北京海军现代化进程的人也仿佛只是认为中国的海军建设是出于威望的需求，而不是出于要建设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未来力量投射的海军，更不用说其他的海军进攻了。

但是签于中国军费支出的巨大顶线增长，中国在陆军不留有危险的薄弱环节的情况下，也可以承担得起海军进行实质性的现代化。而且，如果中国希望为数十年后一支蓝海海军做准备，中国也必须有起步的时候。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巨大依赖性以及其预期该依赖性会继续，在把中国推向海洋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自由党还希望经济增长会产生一个政治上更加自由的中国，与美国在东亚的海军优势合平相处。但是许多经历迅速政治自由化的国家在过渡过程中变成了恶毒的民族主义，结果变得越来越具有战争倾向。有相当迹象表明民族主义正在影响着中国的大众和精英政治，包括一部分自由的知识分子。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对于其外交政策施以强大影响。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不会受类似影响。

过去十年北京与华盛顿的外交突出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悲观主义者在谈及中国时说对了一些要点。虽然华盛顿经常宣称它没有遏制中国，它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但是其行动清楚表明它并不希望中国的军事实力增强。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为高度吹捧的新美国“作战理念”海空战争进行了辩护，声称“一些似乎在寻求地区霸权的新兴国家希望利用拒绝进入战略来使其他区域国家不受美国的军事介入，使自己能够更加有效地恐吓和威慑邻国。使用这种拒绝进入战略的最可信的候选国家便是中国”。

从中国方面讲，中国人对于其实力的增强，直到最近都一直保持低调。中国领导人惯于用口号来描述政策方向，在2000年代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目标，但迅速以“和平发展”取而代之，部分原因是因为甚至使用“崛起”这个词对于美国来说，会被认为太具有挑衅性。事实也表明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中国悲观主义者在处于增势，频繁表达观点。

简而言之，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愿意信任美国或流行的国际机构。尚不清楚是否自由的中国会阻止安全竞争。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其抱负和实现抱负的能力也会水涨船高。

2、悲观主义者的问题

悲观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悲观主义者没能讨论出美国具体怎么做才能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没有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来解释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碍障如何能够被克服，他们也没有使人信服的是，对美国所造成的特别的经济损失与潜在的利益相比是值得的。

悲观主义者支持从经济上扼杀中国，这虽然理论上可行--确实，逻辑上必要，但是要拟想华盛顿实际上如何去运做却极为困难。据本文作者所知，无论是米尔斯海默还是其他任何人，都还没有详细描述要扼杀中国经济美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代价才不至于过高。2001年，米尔斯海默建议华盛顿“尽其所能来放缓中国的崛起”，到2010年，他建议华盛顿应该“以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类似方式来对待中国。”

但华盛顿和莫斯科并没有从经济的紧密依赖突然转向互掐。由于各种原因，莫斯科寻求苏联自给自足，华盛顿对此给予放任。而且，即使美国停止经济合作政策，仿佛其余世界不可能会效仿，导致美国巨大的经济错位，中国也会发生稍小的经济错位，但最终会产生贸易转移，而不是贸易中断。

除了美国如何能够/将转向一个更为直接的遏制政策这个问题之外，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强大的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而值得放弃这么多的经济利益？即使中国变得，假如说，美国的两倍富有，军事上也比美国更强大，它仍然与美国有数以千英里的水域相隔。

悲观主义者具有根深蒂固的“自由漫步”逻辑，但该逻辑很少演变为遏制。美国数十年来都一直自由漫步，但在此期间挑起战争，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鲜有获利。最近一项详细评估中国边境扩张可能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扩张不可能，因为预期收益有限、成本高昂、成功前景不确定。如果悲观主义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应该详细说明他们具体在惧怕什么，如何以可以接受的成本去阻止它。然而，在这方面还没有提供详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