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参与是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条件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其中内含着两大着力点，一个是学雷锋活动已经上升到很重要的地位，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另一个是寻找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支撑和途径，是一项重大命题和现实任务，必须抓紧抓好。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方法措施很多，力量之源也有多种，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树立和宣传典型是重要方式，也就是通过对模范传承雷锋精神的先进人物予以褒奖，通过精神的感性化、载体化达成引领社会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方式为各方面所熟悉和认同，便有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案建议设立“雷锋奖”，此提案引起较多社会关注，并且进入实施过程。比如，中央文明委授予郭明义、庄仕华“当代雷锋”称号，某种意义上就具有国家“雷锋奖”的性质。同样可喜的是民间公益组织和有识之士也参与到这一“立标杆”活动中来。

为什么特别强调后一点？因为学雷锋活动本身就是群众性、社会性活动，要把这样的群众性活动引向深入，仅仅依靠政府行为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有些活动必须是政府行为，而有些活动则更需要民间公益组织、有识之士的积极参与。学雷锋活动就是这样，国家设“雷锋奖”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与价值导向，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甚至作为主体参与对道德典型的奖励，也就是设立富于民间权威性的“雷锋奖”，则直接体现出中国的道德生态与张扬道德的不竭动力。

就慈善活动与道德建设的特征与实现方式来讲，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政党和政府不包揽精神和道德建设的责任，甚至次要参与者，更大的建设力量来自宗教、慈善等公益组织，来自先富阶层及其道德自觉的广大民众。这与其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组织构成有关。我国的公益组织不发达，社会责任几乎全部由党和政府来承担，特别是表现到精神大厦建设和道德价值观的塑造方面。这同样与中国的制度建设和社会结构有关，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具体反映在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集中的结果客观上挤压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再加上文化传统的原因，人民群众存在着强烈的官方与正统意识，因而民间道德奖励体系一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很长时间里甚至无法起到补充作用。种种原因，中国到目前为止都不具备产生“诺贝尔奖”这样权威的非政府奖项。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和精神系统发生很大变化，用十八大报告所说的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比如，由经济多元而来的价值观多元，就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精神系统与价值观念，我们已经很难以一种力量来号召全社会，包括来自政府的力量，只能寻求多元中形成主流价值和主导精神力量。既然政府不能包揽精神和道德建设的全部，那么就需要引进新生力量。哪种是新生力量？从组织角度讲是当属贴近社会和群众，具有很强的亲和力的公益慈善组织，从个体的角度讲主要是拥有更大经济实力与主流价值观的民间人士，特别是民营企业家。

几天前，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主办的首届“雷锋奖”活动，就是由一家名叫阳光四海的民营企业担纲——成为主要承办方。其行为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投入数百万元的经费，而是跳出以往纯金钱赞助的基础方式，代之以价值观为参与公益活动的基础，争取成为主导力量。这具有很强的指标意义，这意味着中国的慈善正在进入飞跃期，中国民营家正在进入自我提升和超越期。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当年走过的道路，最初阶段西方的资本家是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定位于财富最大占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社会文明与自身修养的提升，他们开始主动承担起道德和社会责任。比如，今天的美国社会慈善机构许多就是由大享们建立起来的，他们承担起了引领社会公德的责任。可以说，从资本家价值观转变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家将实现一次飞跃，美国社会道德与文明建设将实现一次飞跃。

今天，中国不管是从道德状态，还是对责任和担当者的期待，都要求民营企业家的深度介入。未必不是缘于此，我们特别关注了首届“雷锋奖”的主办者。诚然，颁奖活动的很大社会反响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精神题词50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与50名受奖者代表着50年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成果，龙梅、玉荣、李素丽、景海鹏原本就是倍受关注的公众人物有关，但未必不是与公益组织和民间人士开始承担如此大的社会责任有关，因为其中具有很强的昭示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的道德建设制度化、社会化吸引了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的目光，就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神诉求和社会担当找到了良好的途径，其社会形象也就得到更大提升，同时，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拥有了更大的力量之源，学雷锋常态化也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过程中，在推动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的过程，有必要给予社会公益组织更有力的呵护和支持，对民营企业家相关活动给予更大的支持和褒奖。我们确信，当公益组织更加繁荣起来，中国的道德建设就具备了实现突破的重要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