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为何要选择中国道路

习近平近日强调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这样的思想在十八大召开期间已经作出清晰表达：十八大主要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精神状态和走向哪里的问题。实际上，“不走僵化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宣言，已经高度聚焦了社会关注，甚至是世界关注。既然道路问题如此重要，那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科学回答涉及的容易给民众带来疑惑的相关问题。

一、为什么说道路关系党的生命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道路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实际上，道路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讲道路是个政治问题，在于道路奠基于政治制度，反映着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讲道路是中国特色的问题，主要不是因为西方乃至世界的话语系统中多谈制度，少言道路，而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属于没有争议的不言而喻的问题。换句话说，二战结束后，苏联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一度给人以社会主义改变世界之感，这个阶段西方也进行过制度与道路的热烈讨论，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不再为制度所虑，又因为“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冲突”的理论产生出来，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国博弈的支点，这种情况下谁占领人类文明与价值观的制高点，谁就取得道义优势，凡此种种都决定了政治制度下的道路选择淡出其主流话语系统。

中国则不同，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虽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但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变，领导体制没有变，社会运行方式没有变，话语系统也没有变，过去强调道路问题，今天依然继续强调。可以说，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是，西方世界所讲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存在差异。西方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利益主体因维护自身利益所进行的特定行为及其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既然是维护各自的利益，那么也就没有谁高尚谁低俗的问题。事实上，西方人对政治的认识是偏负面的，为什么他们把政治人物称作政客？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奠基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既然是阶级斗争，那么就存在高下之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是伟大的事业，走的必然是科学道路。由于政治观的差异，才有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演讲时所说的一句话：“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显然，这是无法移植到中国来的，在中国，政治、党、国家三者密不可分。

二是，西方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在作用发挥上差异很大。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不需要政党，其在很长时间里确实没有政党，只是后来大陆会议上因分权与集权之争而形成两派，后逐渐演化为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即使今天，你也很难看到西方的政党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在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西方政党轮替和总统竞选，其候选人在竞选辩论之时都不谈政治制度，甚至不讲政治，只谈民生问题，必要时讲一些国际关系，甚至我们也不太在意其总统从属于哪个政党，更关注其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关注对中国亲疏，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中国社会所有民众，不管你是否关心政治，都不会忽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也在于此。简单地说，西方可以关注政党和竞选，但不会与制度和道路相联系，在中国关心共产党就必然关注制度基础上的道路。

三是，由改革开放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特征决定的。在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之时，有香港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未必不是因为这一点，今天的人们较前更愿意思考一些过去视作自然而然的事，或思考一些过去认为与自己无关的事、属于领导人、政治家、理论家思考的事，包括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诸如此类的政治命题。学会思考是社会的进步，但怎样才能保证不因思考偏颇而步入误区，便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顾虑？从文化传统、人文素养上讲，社会大众距离独立思考还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封建统治者从来都不让人民独立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但由于历史局限，没有很好地培养人民群众独立思考能力，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顺应开放社会与多元存在的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努力培养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也要作好必要的引导和灌注，直到整个社会步入更加成熟理性的阶段。这就是目前舆论上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四是，由当前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环境决定的。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质没有变，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连任就职演说中，就再次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这充分说明问题。当然，冷战结束的确导致世界政治生态巨大变化，过去由政治制度差异形成的对抗弱化，所以西方社会打出了核心价值观外交，同时宣扬文明冲突理论，这种将意识形态隐藏于文化和价值观，给我们的挑战和压力甚至大于冷战时期，因为西方拥有绝对的文化霸权，比如美国就生产了全世界广播节目总量的65%，电视节目总量的70%，电影总量的80%。这就决定了话语权、解释权在西方，决定了观念、意识很难跳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制定的框架与价值坐标，假如说制度基础上的道路不同，我们尚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解释权，当意识形态斗争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情况大为不同，因为以另一条道路基础上的文化和价值观系统诠释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为什么当年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时，更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向中国输出，甚至焦点之一是好莱坞电影大片，原因就在于他们试图以文化和价值观改变中国。简单地说，制度与道路对抗时，阵营清晰，力量易凝聚，也就是拥有张扬制度与道路的土壤和环境氛围，而今已经没有这样的环境条件，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强化道路自信，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就会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所改变，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复存在。

五是，西方的权力运行模式与我们的权力运行模式存在差异。这一点对现实的关照度最强最深刻。西方国家通过宪法规定了国家政体，其政党之间存在执政理念的差异，而非政治制度区别，也就是说西方的两党或多党都忠于宪法，因此忠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其精神调节力还借助宗教信仰和职业精神，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不久前的就职宣誓时，就是手按在圣经上，强调努力履行总统职守。在中国虽然不存在政党轮替，更不存在制度更易，仍然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甚至重大政治活动时强调“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都要谈旗帜、道路、理论和制度，除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到目前为止还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更因为有走偏甚至更易的可能。与此同时，我们社会精神力量之源仍在政治领域，没有了道路上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传统优势，我们的社会也就缺少了主流和主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