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子在哪？（3）

四、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本质原因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处于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地位。私有化改革推动资本所有权向少数人集中，而资本所有权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因此不加任何限制以及限制程度不够的市场经济势必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形。中国过去30多年来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机器设备、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矿山乃至文物资源等有形资本源源不断资本化的过程。（《资本化在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5期）资本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当我们回顾中国经济资本化过程的三个阶段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经济存量资本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国家让渡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租借土地，以公粮为对价）。土地使用权的隐性资本化与解除束缚后的农民相结合，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能量。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分享了资本化收益，虽然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增长了，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减少，所以中国总体的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缩减。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启动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进入经济存量急速资本化扩张阶段。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资本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城市化加速带来的土地价值重估为主导的资本化。在经济资本化的第二阶段中，职工未参与原国有机器厂房资本化的过程，而是在被一次性地买断工龄之后就脱离了与这些生产资料的联系。在第三阶段，农村集体不再是土地资本化的主导力量，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以后也不是转入与本地成员有关联的集体积累，而是在一次性的征地补偿后就使农民脱离了与自己土地的联系。（《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职工和农民不仅未能分享资本化收益，还因为大规模的下岗和土地的无偿或廉价征用而成为这两个阶段资本化的牺牲者。结果贫富差距由80年代的缩小转为扩大，劳动收入份额自1995开始下降，在1995—2006 年间从59.1% 逐年下降到47.31%，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79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003 年到2004 年间，更是陡增了5.24个百分点。（《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五、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举措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本质原因是不公正的财产关系带来的资本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所以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和长远举措还在于形成相对公正的财产关系，让中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经济资本化收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公正的财产关系的微观基础是运行良好的公有制经济，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在做强国企的同时增强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力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形式，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过程中，公有资本又是通过行政性委托代理制进行资本化运作的，存在代理者将公有资本收益化为本企业利益甚至其个人利益的可能。这一问题，除了加强监管之外，还可以通过规定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比例来解决。2009年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央企利润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10%划归社保账户的规定。一些学者和媒体指出，这个比例并未落实，上缴的数量仍然太少。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如何落实以及什么比例合适都是可以探讨的。不过，由此而得出只有继续私有化国有经济才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就属于偷换概念了。要让居民享受国有资产的收益，做强国企与增强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力度，二者不可偏废。只注重前者而忽略后者，无法体现国企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功能和目的。但是，一方面要求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另一方面又继续缩减国有经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2.在重振集体经济的同时形成中西部自我资源资本化机制

打开中国经济地理版图，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如果以“黑龙江爱辉——云南腾冲”为分界线，可以发现70%以上的资本集中在该分界线以东，70%以上的资源集中在该分界线以西。过去30年一直是东部的资本把中西部的资源资本化，资本化增值收益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当地，而且还往往由基层领导掌控。于是，东部城市的富人和西部农村的穷人成为中国收入分配的两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产业的梯度转移，可以预见，未来西部将有更多的资源进入资本化进程。如果在这一进程中，仍然沿用东部资本把中西部资源资本化的方式，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只会继续恶化。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两个层面都下功夫：其一，形成中西部自我资源资本化机制；其二，重振集体经济。仅有第一点并不足以保证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如果资本化的主体是结构化的产业资本，无法建立与本地福利的直接联系，那么东西部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有所缓解，而西部内部的贫富差距将更加严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