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路径镜鉴

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拥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一条独特道路。

今天，中国站在推进现代化的新起点。

在英文里，“现代化”一词大约出现于18世纪。在中文里，“现代化”一词大约出现于20世纪初。迄今为止，现代化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历史学家罗荣渠曾做过这样的定义，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按照上述定义，观察过去的300年，有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较成功，有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还有些国家与现代化目标渐行渐远。“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拥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一条独特道路，无法完全模仿某一对象。但充分了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寻找其中的共性与个性经验和教训，对当下的中国当然大有裨益。

机遇与创新

抓住国际机遇，对于一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英国在18和19世纪抓住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德国19世纪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欧洲强国，在20世纪抓住两次工业革命机遇成为发达国家。日本在19世纪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扩散机遇实现经济起飞，在20世纪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冷战机遇实现战后复兴，成为经济强国和发达国家。韩国在20世纪抓住冷战和两次工业革命机遇，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芬兰和爱尔兰在20世纪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成为发达国家和竞争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机遇是外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机遇在前，与时俱进，创新行政与治理的体制与机制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一个时期“管用”的体制机制，不见得在下一个时期依旧“管用”。这需要一国政府敏锐地捕捉社会发展趋势，精于利用同时代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不断调整、发展行政与治理的机制和政策。一个行政低效、治理缺失的国家，抓不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西班牙帝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其议会由三部分组成：宗教院、上院和下院。当年，宗教是西班牙维持国内政体的重要手段，教士还为西班牙帝国的扩张发挥了巨大作用，西班牙以区区数百万人口吞并几乎整个美洲，依托宗教的“文化侵略”收获了自身的利益。但在文艺复兴之后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欧洲，宗教势力却对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效能造成了严重拖累。

在行政与治理方面，中后期的苏联也有深刻教训。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的官僚制度成为日益严重的顽疾。中央政府机构繁多，部委机关动辄上百，加盟共和国政府又依样复制，造成“叠床架屋”局面。机构臃肿、组织繁杂、条块分割、政令不畅，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失去活力。

相比之下，普鲁士(德国)的文官制度值得一提。相对于同时期欧洲诸国的贵族治国模式，普鲁士很早就注意到建立职业公务员队伍的必要性，并在选官、用官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使普鲁士得以在19世纪率先形成一个职业公务员组成的文官制度，这一制度有其机械之处，却颇为高效。职业文官与其在军队的投影——总参谋部，是普鲁士(德国)能够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战”后的日本，职业文官制度同样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这批日文中称为“官僚”的职业公务员中，最核心的群体是所谓“一类公务员”——他们的人数并不多，通常出身于名牌大学，经过严格考录之后选入中央省厅，其后则快速晋升，且两三年一次更换职位，不断丰富履历、拓展视野，最终成为各个省厅的课长以上官员，实际负责整个国家的日常运行，被视为日本政府中的精英，其人事安排不随政局动荡而变化，队伍相对稳定，制定的政策具有长期性。战后日本的政局经常动荡，首相和内阁更迭如“走马灯”，但这种文官制度在“政治”与“行政”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保障了政府的运转。

能否及时应用新技术，也是一个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标志。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重视科技的作用，虽然其科技体制各有特色，但科技在保证国家成功和维持世界先进地位方面的作用则大同小异。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量使用计算机，从一开始的大型计算机，到后来的个人计算机以及相应的自动化办公设备，同时注重利用大型项目(如“阿波罗计划”)促进计算机设备发展，推广其应用。技术上的快速升级，不仅大幅提高了美国政府的运转效率，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技术发展。而在同期，苏联则忽视了计算机技术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自70年代之后，苏联在计算机领域对美国的差距显现出来。

如今，互联网和通信手段的发达，为各国政府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央政府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细微信息，但“了解”并不等于有效“掌握”和“控制”，更多的信息也并不必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同时，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社会生活方式也在随之改变。如何面对新技术与新社会环境，如何驾驭新技术，适应新社会环境等等，都是历史对当代大国政府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