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8）

八、股市和楼市

刚才谈到了从全球经济、中国经济谈到了宏观政策，进一步可能就是大家最关注的经济社会当中两个基本型的问题，就是股市和楼市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现在很多都属于利益矛盾很纠结，背后的问题谈不清楚。我就这两个最大的焦点问题谈一点点自己的看法。

（一）股市的改革和监管问题

今年我们都知道是股市改革年，股市改革年与已离任的证监会的郭主席推动的一些改革，应该是非常相关的。那么中国的股市，可以说浓缩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展现了非常多的悲喜故事。但是有一个特点，在多数人的眼里，股市能赚钱，可能远远比制度建设还要重要。因此，往往在股市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才会更迫切的要求改革，在股市比较火爆的时候，大家也不会谈改革的问题，先把钱赚到再说。因此，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在股市低迷的时候，会沉浸在对股市涨跌问责的恐惧当中，推动的一些改革也会好心办坏事。

当然现在我觉得对于股市的监管部门来说，它也非常难。不改革要捱骂，改革无非选择两种，一种叫市场化的制度变革，就是照搬发达市场的这样一些监管特点。另外一种改革就是增强行政干预和监管权限。

对于前者，如果说选择市场化的制度变革，很多人认为现在还不成熟。假设把市场化的门槛放开之后，我估计监管部门最担心的是地方政府会推进大量的乱七八糟的企业进来。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企业上市，背后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其他部门或者说地方政府的一些推动。

前几年大家一直讨论的绿大地财务造假事件，背后我觉得与地方政府的某些纵容可能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市场化的改革，背后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所追求的股市改革，还是体现了一种行政化改革的特点，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特点，就是说先扩大自己的监管权力，改革自己这个部门的主导能力，然后再渐渐地培育市场，然后再把政府的权力让给市场。这个从股市的改革身上，反映了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些特点。这种改革，它的出发点往往可能是好的，但是结果往往会走向异化。一开始这批人可能是有理想的，说句不好听的，在后续的改革当中，有可能他们的理想被消磨了，有可能他们改革的观念变异了，有可能后续改革的想法不一样了，这种改革路径本身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比较健全的股市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完善监管不等于是行政干预。监管部门应该和股市的价格涨跌完全脱离开来。如果诸位关注国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可以看到，像美国、欧洲、日本等等这样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证券监管部门，整天都忙着调查股市犯罪，调查违规，基本上不会发出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包括股市的涨跌信息，包括宏观经济信息、基本面、技术面信息，几乎看不到。这些机构它更像一个股市的监察执反机构。

当然这种功能的错位，我觉得不能够只责怪监管部门自身，而是要从整个市场体制改革的模式当找原因。一方面股市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体改革的一个缩影，我们认为像一些法律法规建设，必须从部门规章中跳出来，不仅仅是部门规章，而是由立法部门和公众更多的参与。另外一方面，监管部门自身的任务，要放在从股市当中剔除一些坏分子上面。比如千夫所指的绿大地，还有万福生科的业绩造假。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像“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培育上市公司”，这类运动型的口号，应该逐渐取消到。首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个概念在，在学术上是非常不严谨的。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极端，虽然现在很多写入文件了，但是首先什么是直接融资，什么是间接融资，从概念上它就是不严谨的。另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是企业主体根据融资效率一个自发的选择，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当中，微观主体自然会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它不是说你培育出来的，不应该是大干快上来做的，当然我这个观点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促进地方金融发展，实现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核心的点。这种口号，我觉得应该摒除。

另外一个，现代股市从来就不是直接服务于能够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我觉得不应该对此过度奢望、过度宣传。因为股市它本来就是一个大颚的游戏，在各个国家都是大颚的游戏。在国外，通常是机构投资者持有大部分市值。比如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个体散户日均成交量仅占总成交量的10%左右，这个比重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家A股机构投资者不健全，就弱化了与上市公司的谈判能力。但与此同时，也不是说机构投资者越多，那么这个市场就稳健了，就好了，因为在我们国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可能是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串谋起来，专门捏散户这些软柿子，这样对它来说，反而比与上市公司谈判要更容易。

这些是监管部门保护投资者真正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可能不是从每个股民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作为股市的参与者来说，我觉得每个股民的认识发生转变，那是促成这个市场逐渐完善的一个基础。当大家都不在乎股市的制度建设，只看涨跌的时候，那么这个市场必然会向一个赌场不断地陷入下去。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中国股市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股市本身，而在于整个改革制度，更在于微观企业。我们刚才谈到了对旧式城镇化、工业化的依赖，使得多数企业的创新能力都不太足，所谓上市公司里面的优秀公司，往往也是矬子里面拔将军，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一些地产企业就是一些资源性企业，就是一些垄断性企业，它没有太多的创新能力。因此，你在矬子里面拔将军，拔出这样一些企业来，你还希望这个市场有多么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多年求快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充分重视市场伦理，信用文化普遍缺失。去年下半年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在香港上市的一家郑州四维生产机械设备的厂子，它用财务造假把国际制造业巨头卡特彼勒给骗倒了。卡特彼勒在收购郑州四维的时候，几乎聘请了所有的中介公司都被骗倒了。郑州四维人为的、主动的用财务造假来骗取了对于它的收购估值。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问题，它和股市的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股市的问题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微观主体。

这样的企业，它不仅在A股上市有问题，它在香港上市也有问题。大量的中概股为什么在美国出现问题呢？有一大部分可以说是比较优秀的，有一小部分确实因为造假诚信造到了国外，影响了整个中概股的整体形象。

谈到股市问题，应该强调要跳出股市谈这些问题，股市的问题从来不在于自身。而促进股市改革，不能用一种行政干预来替代另外一种。

再有一个，破除股市对普通人造福的幻觉。我自己一直强调，不要把股市强调为解决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不是一个直接能解决你的来源的途径。未来普通的散户和个人投资者，他只能通过这样一个市场的制度建设，通过机构投资者的健全，从中分一点合理的投资回报，分一点适度的投资回报，它与个人的暴富是远远无关的。这方面也有很多统计。自从当年股市6000点到现在，据说99.9%的散户都被消灭了，实际上这个已经用残酷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二）楼市调控迷局

关于房地产调控的谜局。这个应该说是多年以来一直在谈，到现在为止都谈的有点泛滥了。稍微严肃一点的研究者已经不爱谈这个事情了，因为房地产它涉及的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因为背后涉及到的几个基本因素，比如说土地财政等等，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解决不了。复杂是因为影响市场供求，区分需求和供给特点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所以对于这个市场，我觉得很多研究者开始避免谈了。

这个市场上唯一留下的关注者就是绝对的空头跟绝对的多头。因为只有坚持一端，它才能够引起这个市场的关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上有几位著名的空头人物，比如说经济学家许小年等，主要是谢国忠，谢国忠空投的最厉害。但是他们是堵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无论是过50年还是过100年，总有一天会出现问题，从他的角度也有合理之处。但是近期“国五条”出台，使得持续多年的房地产调控谜局更加扑朔迷离。

后来我追溯了一下，实际上对房价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早在1985年《人民日报》就有过题为“加强综合管理，降低房价”的一个报道。89年《人民日报》也有过报道，已经体现出了公众期望政府出手调控的愿望。93年的宏观调控，主要是着眼于房地产投资。最后使得房价大起大落，也使得公众对于调控效果产生了一种期望。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房价问题，自从进入市场化改革以来，困扰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如果说着眼于价格的市场调控，永远解决不了价格问题。98年到03年的房改终结了地产的福利时代，使得房价上涨开始出现可能。直到03年之后，房价才逐渐成为脱缰野马。如果说05年以来的调控以房价为对象，因为之前的调控，客观上说不是直接以房价为对象的，05年之后的调控才以房价为对象。无论怎么说，现实当中就使得以房价为对象的调控效果值得商榷。因为05年开始调控房价，自这年开始房价开始历年暴涨。这就证明调控的效果确实值得商榷。

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政策效果现在还是比较混乱。一个是因为市场制度存在缺陷，另外一个是因为政策效果存在混乱。比如说增加供给，抑制需求，这可以是同等方向的调控，或者刺激是减少供给，增加需求，但是就怕政策经常反向，供给和需求一个刺激，一个紧缩，或者是一个紧缩，一个刺激。政策产生的矛盾性就会产生很多效果的失控。

目前地产已经成为产业关联性最高的行业了，我觉得和刚才谈的很多观点是一致的。从当中中央到地方还没有真正彻底的跳出“唯增长论”，没有跳出这种思维模式，那么房地产调控也难以真正做到目标明确。因为地产的背后牵扯太多的利益格局了。它首先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的地权、财权等等方面的一些分割，牵扯了不同部门的权责冲突，牵扯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当中的定位，牵扯了地方政府是不是靠土地财政来筹集资金等等。

目前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不改变土地财政和开发体制，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根本症结就变不了。虽然刚才谈到调控者难以真正做到刚才说的这样一些东西，但如果仅就影响房价而言，如果增加地产供给，遏制需求，似乎会相对有效。但是这个过程，如果过度采取这种行政计划，也会产生一些扭曲。比如地产开发当中的利益被少数人所攫取。这个都是必然的，任何人用常识都可以理解是必然的。比如说刚刚出现的在购车指标控制当中出现的一些腐败，已经被相关的纪检部门所公布了。你会看到，只要存在行政性的控制和管制，那会必然出现设租和寻租，会出现腐败。

被压抑多年的价格就如脱僵野马迸发出来，导致了美国高通胀持续了七八年左右，一直到80年代初，当时是美国陷入了所谓滞胀的状况。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行政性的干预它只是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推后。当然要对整个房地产调控提出解决方案也是很难的。但是我想强调的两点：一是从大处说，跟我以一贯之的思路是一样的。决策者必须适应中国经济的慢节奏，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本，软件重于硬件，必须跳出来征地、开发、卖地、城市扩张的老路，这不是说你把农民的地征过来搞一些什么公共建设，转给房地产商，造一些新房子就意味着城市化成功了。既然要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要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运用，当然这个说多了可能地方政府不爱听。但是未来我觉得应该经过地方公众的听证和支持，不是说政府拿着这些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另外，如果非要坚持调控，从财税工具来说，一个叫做相机抉择，一个叫自动稳定器。相机抉择说的很好听是主动选择，但是往往会太多变。所谓的自动稳定器，它意味着摒弃一些行政干预的价格，自发的对市场供求产生影响。比如现在有些学者讨论的对持有第一套房适度的减税，第二套房、第三套房以上差别增税。另外，把政策性保障住房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人群自动享受一些租房住房的福利，这个都是决策层中央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未来有可能相关的政策会向这些自动稳定器方面发展，也就是说越来越减少相机抉择，完全凭一时的判断，由某一届政府来干预市场价格的行为，而是建立一些比较稳定的调控机制。当然作为基础，仍然是我刚才说的政府彻底从房地产的利益链中跳出来，从土地财政这个链条当中跳出来。

今天给大家从国际到国内进行了一个宏观线索的梳理，其实核心的观点就是未来风险很大，问题很多，同时改革的任务也非常迫切，但是我觉得只要改革方向把握好了，应该说中国经济在全球比较起来，仍然是最有活力和潜力的经济体系。对于普通人，虽然说不需要从学理上太多的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自己稍微从原因、规律上有所理解，这样有助于公众可能更多的未来能够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合理的一些建议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