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政部长的改革难题（3）

房产税、资源税和环保税等，是众多财税专家看好的新兴税种。它们通常被认为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还具有调节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更广泛作用。

2010年，资源税改革率先在新疆试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它被寄望成为包括电力体制改革在内的中国基础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切入点，并从长远看，产生节能降耗的杠杆作用。

房产税在目前则有很大争议。以贾康为代表的赞成者认为，它将在为地方构建健康稳定的新税种、房地产调控、优化收入再分配等方面产生正面效应；而以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房产税的收取成本高昂，且在收取过程中易使政府与民众造成直接冲突，得不偿失。

许善达曾建议，作为房产税的替代，政府在交易过程中一次性分享房产持有者的新增利润。这种方式被认为既能为地方政府收取到一定的税收，又容易操作，且避免与民众长期争利。新出台的“国五条”内容正与这一观点类似。

从更大的角度看，直接税将彻底改变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一个需时时拿出自身收入纳税的公民，必将更为关心政府的花费所在；而需时时直接从民众手中收钱维持运转的政府，势必对民众的诉求更为在意。

但在短时期内，房产税、资源税和环保税等将仍处于试点培育甚至规划阶段。今后一段时间，流转税和所得税仍将扮演主体税种，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仍是主要的。

另一个大的问题，是进一步推进预算制度建设。上一届政府为建立科学的预算制度做了不少努力，尚需实质性进展。一个缺乏科学预算的财政制度，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现代财政制度。以争议重重的《预算法》修订为契机，全面调整、规范中国的预算制度体系，应是政策选择之一。

黄金十年与失落十年

楼继伟素有说话直率，不怕得罪人之名。“帮穷不帮懒”一论，公开表达了对福利再分配政策取向的谨慎态度。除了福利支出比例过大会产生政府对市场的压制作用，导致长远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指，目前中国的福利支付制度本身很不健全，加大了消耗度。

事实上，对中国过去10年中央政府在“民生”这一概念下推行的大规模福利政策，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基于不同价值立场者，有时有着截然相反的感受和评价。

从2012年开始，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就开始谈及，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亿万农民的“黄金10年”。

从农业税的彻底免除，各种转移支付，覆盖面达80%的农村合作医疗等各种政策，中央财政的“三农”投入从2003年的1700多亿增加到2011年的1.2万多亿，8年间增长了6倍。仅2011年一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规模即超过“十五”时期5年的总和。

尽管有资金挪用和制度不合理等各种问题存在，过去10年中国农村民生改善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农民收入连续9年保持较快增长，最近3年，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城镇居民。除了城镇化征地引发的问题外，农村休养生息效应明显。曾有媒体评论，过去10年中国最重大的政策成绩发生在农村。

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期农业税时代，中国农村近乎烽烟四起的危情，会对近10年的改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渡到“黄金10年”，财政少取多予的政策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