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政部长的改革难题（2）

中国财政收入近年来年年上一个台阶，从2007年的5.13万亿元人民币升至去年11.72万亿。而目前较为公认的说法是，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从此前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周期，预计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低于8%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财税收入显然难以进一步增大。

在收入增加有限，福利支出不可能大幅下降的财政收支矛盾下，降低政府自身开支成为选择之一。一些吃财政饭的单位年底突击花钱，“三公”消费的高额支出，政府大修楼台馆所、形象工程等现象，一直深为大众诟病。新任总理李克强明确表态，要收紧政府开支，政府行政经费和人员编制只减不增，更大兴节俭令。

但据媒体报道，虽然许多一度火热的豪华酒店在节俭令下受到打击，消费量急降，更多公款消费转为地下。不从预算和财务公开等制度建设方面进行控制，只凭行政命令，显然难以实质性解决公款消费问题。

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能，是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交财政的比例。最近几年，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国企的规模和利润都得到巨大扩张，但上交利润比例最高不超过20%。

楼继伟表示，以前国有企业上交利润比例不大，主要考虑的是这些国有企业有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的历史问题需要解决，现在10多年过去，这些问题越来越少，因此会不断提高上交比例。

但从这些颇有政策能量的大型国企嘴里夺食，显然并非易事。近日，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就曾呼吁，13年前买断工龄的“中石化下岗职工活不下去了”，要求通过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这些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

而近日有媒体称，近日从国资委处获得的信息表示，国资委短期内并无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考虑，也没有时间表。

整体改革突破口？

中国的财税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之时，这是近年来业界的公认看法。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引起各方争议。卖地财政不可持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显现。

中共十八大报告曾明确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构建地方税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如何解决土地财政缺位后的地方财政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包括中央上收事权，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地方共享消费税，开征房产税、资源税和环境税等构建新的地方税体系等。其中，同时进行行政框架扁平化改革，降低行政成本的呼声甚高。

曾参与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楼继伟，对央地财政关系重构的构想颇为宏远。他曾表示，应由中央层面来管理社会保障等全国福利性事务，同时相应地对中央、地方的行政人员结构进行大幅调整，将大量地方公务员划归中央政府。他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小的中央政府，中央公务员仅占全部政府雇员的6%，而世界平均水平在1/3。这种大动作的改革显然非短时间内能够定夺。

就目前来看，最为现实的财税改革内容是“营改增”的进一步推广，它被赋予了结构性减税、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等功能。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税种以间接税为主，被认为无法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因为低收入者的消费额占比例更大，税收大部分被隐性地置放于中低收入者身上。从间接税过渡到直接税，征收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为主的直接税，是众多改革派财税专家一直提倡的财税改革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