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贡献（6）

四、从毛泽东纠“左”的努力看他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贡献

从毛泽东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努力以及在纠“左”过程中提出来的正确的思想观点看，我们可以肯定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毛泽东晚年即使在犯错误时，在严重失误与挫折中仍然艰辛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敢于修正错误的勇气，表现出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在遵循和坚持党一贯倡导的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58年11月后的半年多时间内，毛泽东接连主持召开了六次会议，平均不到一个月就一次。此外，为了纠“左”，他从1958年10月中旬到 12月的时间里，一路奔波，找各级各地领导人座谈，搞直接的和间接的调查研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党内通信和大量的批示。即使在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9月18日开始，他做了为期一周的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视察。1961年1月，毛泽东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倡导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年。不久，毛泽东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和湖南农村，做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纠“左”心情之急切可见一斑。特别是从纠正“五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真正做到了他自己讲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既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但也是当时中央集体领导中最早最全面发现“左”的错误并率领全党系统纠正“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

第二，毛泽东的纠“左”思想和行为在实践中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降低了高指标、纠正了盲目过渡的倾向和“五风”。不仅从总体上纠正了“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也从局部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许许多多的“左”的做法。“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纠“左”意识和行为，“大跃进”的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第三，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主观动机是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反映了他在晚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承认这点，不仅关系到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且会关系到如何看待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因为这一原则和思路为后者提供了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毛泽东在纠“左”过程中，在理论上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如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划清两个界限、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这些理论观点为后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而在纠“左”过程中总结出的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由于他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一直未能摆脱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问题。因此这种纠“左”行为和效果也是有限度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纠“左”不彻底和“大跃进”运动导致了严重后果就否认毛泽东这种纠“左”行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大跃进”运动，“犯‘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毛泽东，而纠正错误也都是毛泽东率先前行。”不管后果如何，毛泽东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不断纠正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注释：

[1]李富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基本问题》，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年第1期。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07页。

[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0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8页。

[6]《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7页。

[8]《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9—80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