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月末召开的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着重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针对当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强调过渡要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毛泽东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对比中苏两国情况和计划，批评了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他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他还说，多快好省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这里的速也包含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
在1959年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即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他说，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在人民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依据这个思路，会议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会后，毛泽东又对所有制问题提出了三条带有政策性的意见：以小队为基础，旧账一定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小队是否要部分所有制。依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经过4月召开的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的讨论，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问题。
三、纠正“五风”
追求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和生产关系的盲目过渡，导致“大跃进”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以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为特征的“五风”， “五风”的出现和盛行严重违背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引起了民众的反感，且给人民的生活和党的威信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五风”的恶劣影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身体力行，为纠正“五风”做了大量的努力。
毛泽东认为，要纠正“五风”，必须纠正新闻报道失实的偏向，为此，他先后多次找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努力做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等等。
1960年11月，“五风”愈演愈烈，促使毛泽东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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