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贡献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毛泽东把生产力发展得快一些、生产关系变革得快一些的迫切愿望。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当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察觉出“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并发现它们给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后，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他通过实地调查，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制定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来纠正“左”的错误。本文对毛泽东率领全党系统地纠正“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的努力及纠“左”思想和行为的意义做一粗浅探讨。

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生产力发展上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和“左”的做法

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曾经有过急于求成的情绪。“大跃进”运动发动前，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想法是：“我们要求的建设速度，不是一般地超过过去的中国……我们要求的速度是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1]毛泽东对“跃进”一词的欣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生产力发展上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大跃进”的战略思路。

但当他一旦发现了“大跃进”运动中的生产力发展违背了客观规律，就开始冷静下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问题。如薄一波指出的：“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主席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2]

由于追求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大跃进”的显著特点是片面追求无法实现的高指标。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各项指标和二五计划各项指标，令人瞠目结舌。高指标带来了瞎指挥和浮夸风，使得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它的危害。毛泽东认为，当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一定发展程度时，就急于追求高指标，是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的。在1958年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12月1日，毛泽东提出了头脑要冷的要求。他指出：“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3]这是在给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泼冷水。

要纠正生产力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偏向，就必须在建设实践中不断降低各项指标。从1958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开始“压缩空气”，对高指标提出了质疑并力主修正。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当听到在10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000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时，他表示了怀疑，提出把这些指标当做内部盘子，建议“不写在文件上吧!”[4]在武昌会议上，开始，毛泽东建议把钢产量由3000万吨降为2200万吨。当薄一波提出定为1880万吨后，本来就决心降低高指标的毛泽东对1800万吨也表示怀疑。他在讲话中提出：“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1959年的钢指标太高了，提出应该改第一本账为1800万吨，第二本账为2200万。在他的倡议下，会议下调了钢、粮、棉、煤等各项指标。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将钢的指标降为1650万吨。同年4月，他在《党内通信》中就提出应该降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产量应该逐年地慢慢增加，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5] 6月，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6]这就提出了要加快速度，必须以尊重经济建设规律为前提。

1959年5月，工业生产未能完成上海会议制定的指标，促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高指标的危害，他在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是高指标使我们处处被动，无法前进，并认为这些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根据会议精神，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6月21日，毛泽东南下，准备继续纠“左”。在武汉，毛泽东表示了对已经压缩的指标仍持怀疑态度，希望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修改一下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7]他对于没有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上海会议提出的指标改了表示惋惜。他说：“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8]在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思想影响下，庐山会议最后将钢产量定为120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