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贡献（2）

庐山会议后，尽管毛泽东仍然坚持三面红旗，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 1961年9月，在会见蒙哥马利元帅时强调，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由上可见，毛泽东不仅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等宏观方面，而且从具体的生产指标方面，对“大跃进”运动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做法和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加以纠正和提醒。

二、纠正生产关系急于过渡的盲目心理和“左”的做法

其实，在“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前，对生产关系的过渡问题，毛泽东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主张盲目过渡。早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急于过渡的思想。他提出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即物质上，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思想上，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上，三大差别的消失，国家职能的削弱等。[10]

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后不久，就出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盲目过渡的“左”的倾向。1958年秋，许多地方就宣布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实行分配上的完全的供给制，共产风一哄而起。这与毛泽东的原来预想有很大出入，这种情况促使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问题，开始有所警觉和思考。1958年10月后，毛泽东除了派陈伯达、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县调查外，还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去河南以一县一社而闻名的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调查研究。毛泽东还亲自到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河北徐水县和河南调查。调查思考后，他表态：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这给刚开始出现的“共产风”泼了冷水。

11月，毛泽东提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他警告大家：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还有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可见，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过渡的必要条件。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各个地方竞相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计划并出现了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热潮。山东范县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河南修武县制定了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他省也制定了一些有关过渡的文件草案。当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时，毛泽东便开始努力纠正这一偏向，给狂热现象降温。

毛泽东把第一次纠“左”的郑州会议叫“泼冷水”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当有人提议讨论“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他明确表示：“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他对一步跨越到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表示了不满：“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严厉批评了这一倾向，指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他对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举动表示肯定和赞许。说：“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他对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说：“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现阶段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在生产关系的问题上，迈开了纠“左”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