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怪媒体的舆论导向。施一公在美国的当选,对其的价值评判本应是明确的,一旦引入对“落选门”的钩沉,价值评判立即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逆转已不在舆论的主观导向作用范围之内,而可以说站在了客观全面的立场之上。对施一公事件的报道材料清楚,对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连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至少在新闻业务的处理上,媒体的反应是正当有理的。
中国科学院并非“躺着也中枪”。公众舆论对施一公事件的态度表明,现行的院士评选机制,以及更大范围的学术科研事业机制存在明显漏洞,不是个伪命题。
2010年,施一公曾就中国科研经费调拨使用中的怪现象撰文批评,其所揭露出的问题,与各种关于学术腐败的调查报告相互映证。行政权力的介入和利益集团的着陆,院士称号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荣誉认定,而附带了太多不纯粹的东西。院士能够左右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和资金投入,直接影响国家科技资源的分配和科技发展方向,如此的附加使得“两院”这样的科技共同体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自治,对于权力与利益并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无论是“山头主义”,宗派之争,还是论资排辈,尸位素餐,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的功利主义,对资源的垄断,学术行政化、科研官僚化现象,给国家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阻碍。这些事儿,关起门来处理,只会越浓越复杂,到后来,科学本身恐怕却成了最“简单”,最纯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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