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复兴马克思吗？（2）

现实至少已经掀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这些批判是典型的马克思理想的实体化，是在辩证倒转（Verkehrung）中的批判。有关工人运动的两次历史性评价带着巨大的道德爆炸力，使工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完全拥有自己的民主之翼：资本主义和劳动的社会利益互不相容。因此，对工人来说，原则性的选择就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他们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们思想的重心和细节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化，这在今天还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残余中窥见一斑。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中玩火

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被它的敌人们所蔑视，同时马克思主义论述在新时期不断地被增强，这样的事实并不让人们感到惊讶。自20世纪20年代起，社会民主主义就已向资本主义妥协，但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一举动显得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基本原则和制度性的历史选择中具有现实威胁性。工人运动特有的“羽翼”——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认为，必须实现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相反的事业。民主资本主义的“出生证”从原则上合法地维护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地位和人们在市场、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秩序。同时，民主资本主义也受到了限制，即它的“出生证”中还宣称要致力于平民大众的普遍幸福。民主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致命缺陷，这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之一，也是它的本性使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资本主义的遗产逐渐被社会民主主义理解吸收。

这两方面的合作者经历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大灾难，感受过它所带来的威胁，二者也因此迫切渴求历史性的妥协，但经济危机在他们自身和他们领导下的社会中存在了数十年之久，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从民主革命后的东欧国家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所遭遇的不幸中便可得知，经济危机事实上并没有被“打扫干净”。但那些预言者认为，另一种制度选择并不存在，所有从头到尾、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历史性尝试都是失败的：自由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才是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市场无限制的全球化扩张和它渴求的政治化发展形式，不仅使有关经济的制度性选择的思想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而且还要不断提出最激进的论据为自己辩护，以防止工资、工作条件、福利国家整体开支和工会合法性等因素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市场的无限制扩张，一步步地剔除内嵌在其中的每一个社会、政治和文明的重要元素。它向人们保证，只要从现在开始以资本主义为中心，西方社会就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持久和平。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最终确实兑现了很大一部分承诺：更高的生活质量、社会安全性的提升和社会不平等的缩小，等等。

但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朱特（Tony Judt）曾严重地警告人们，要小心资本主义带来的和平，这些和睦的景象使人们遗忘了历史并产生了致命的幻象。“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虽然得以继续存在，但其缺乏相邻的制度性选择，如果它想避开其社会经济基础不谈，它就只能做一只在文化领域中自由活动的“喀迈拉”[1]。在科学和政治领域中，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向傲慢的敌人投降，这些在原则上的批判针对的是不受控制的市场和社会中不受监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同时，这些批判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经受住了历史考验。自希法亭、拿弗塔利[2]、海曼[3]等人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在理论家的思想中伴随着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而发展，而且也在长时间内用凯恩斯主义、共同决定（Mitbestimmung）、调节平衡（Regulation）和公共产品（ffentlichen Gütern）等理论因素共同设定了自己的范围和路径。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如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时了吗？资本主义是否已对自己的批判产生了免疫，或者说由于过多、持续不断的批判使资本主义产生了抗体？人们可以看到，尽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自身强有力的理论优势已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和作用，并颠覆了人们对它的认知，但对新自由主义的赞美和颂扬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至少，伊格尔顿有理由指出，在迄今为止马克思理论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误读了历史，扭曲了理论，更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理论工具化。这些结论都是从他的著作中得出的，当然他的著作也和马克思的著作一样，受到了他人的反驳和策略、政治意图上的曲解。

马克思的理论至今持续产生了两种影响：第一，是它自身具有的极大诱惑力，从而使人们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加以接受；第二是最细致的文本注释学形成的教条主义和“神圣化”文本的倾向，同时拒绝每一个与其不同的方法和批判路径。在马克思理论诞生后的西方学术争论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影响就阻碍了马克思的理论本可以行之有效的传播，阻碍了人们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这两种影响看起来能使人们达致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最后却几乎简化了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我们当然要避免此类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今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彻底推进有关马克思理论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