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复兴马克思吗？

除了担心投资额度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增长会导致经济泡沫外，资本主义似乎对政治、媒体、保守刊物上名副其实的文艺革命和科学领域中的哲理之风并不感到害怕。资本主义整体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人们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产生大量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又反复被人们所遗忘。因此，人们并没有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甚至在每一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的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其稳定性也在增加。资本主义从人们对自己的批判中逐渐强化自身，找到了对抗危机和批判的方法，而且每次危机越严重，批判越激烈，它就越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应对危机和批判。许多人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服用凯恩斯主义这一“解毒剂”，并作为胜利者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冷战的几十年中，他们力图轻易地、尽可能地在实践和每一次理论争论中战胜自己最初的敌人——共产主义及它的空想的“无危机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在过去，共产主义的存在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不仅产生危机，而且它自身就是危机。在每一次基础性、实用性的批判浪潮中，资本主义一直很好地存在着，尽管这些浪潮始终没有完全退去，资本主义自身也一直处在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之中，但在每一次短暂的反悔和自责之后，资本主义又用每次危机中找到的新方法为自己赢得了正直和负责任的名声。对资本主义和当代众多神话般的批判，具体会涉及到很多人，但他们都以这世界上毫无争议、独一无二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伟大人物——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

最近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让人感到厌恶，这次危机同资本主义过去的大多数经济危机相比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更加污秽下流、阴险狡诈，因此也有更大的潜能制造矛盾和对立。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次危机在科学、新闻和政治领域一些基本原则上，掀起了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批判。之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曾艰难地渡过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大失败后的20年，但如今这种批判除了在概念上，还在方法上又一次复兴了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并不是宗派主义者，而是享有盛誉的社会科学家，他正好发现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即政治理论史上最新审判方法的到来。伊格尔顿的批判几乎涉及所有之前150年中反对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而他的著作也逐条批驳了他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为马克思所有理论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以及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各个方面作了辩护。尽管我们并不认识马克思本人，但根据其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可以认为马克思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时代的“诊断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万能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范围讨论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之中。

“摇摆运动”的倒退

毋庸置疑，目前我们可以从原则上重新梳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看问题的基点是，这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中，市场信奉者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已经彻底失败。那么，这些批判能不能进行以及怎样进行下去？我们必须在批判性检验的思想中进行批判。马克思的理论能为这种批判作些什么贡献呢？在过去的30年里，人们不断尝试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原则。在社会科学、新闻媒体和政治领域，人们在有关社会现状和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中，不断提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迄今为止，不考虑那些最小的半秘密组织和宗派主义者，这些尝试都是失败的。因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已承认如下现实，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嵌入全面的福利制度，运用政治、经济的调节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并通过缓和两极化的阶级对立，极大地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曾在整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和批判，最终在纸上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但如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左右着现代社会中的一切。

不过，上述现实如今已经变得腐朽脆弱，2008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大衰退让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资本家控制的金融市场和上述政治性嵌入的主要部分都显露出令人厌恶的一面。可以这么说，上述现实的“形式”已无法有效掩盖资本主义“恶的内容”，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所“驯养”的令人自豪、温顺的“宠物”已经挣脱了自己的“项圈”，变成了失去理智的“野兽”。德国社会学家和科隆马克斯·普兰克社会研究所所长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曾在《新左翼评论》第71期发表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文中，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只有在民主制度控制下成为世界中心时，才更具现实性，才能在科学和政治领域的讨论中作为分析性理念被重新运用。因此，我们要明确我们的批判对象。早在1944年，波兰尼（Karl Polanyi）就反复描绘了国家在保护性社会逻辑和扩张性资本逻辑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摇摆——前者即福利国家开支、充分就业和民主制度控制；后者指市场和资本利益统治着全球数以万计的民众，使社会合作运动失败、民众安全感逐渐消失。这一运动在过去是如何产生的？显而易见，是通过同时在自身中起作用的三个重要因素：（1）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不受控制的冲突；（2）市场的全球化掌握了现实权力，成为资本主义的存在理由，社会—政治力量的逐渐衰落；（3）针对浩大的市场洪流建立社会防御机制。但如今上述因素的重要性都在下降，民主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间的激烈竞争已经结束，这也为以下历史事实提供了更明确的证据，即资本主义不再拥有成为“历史胜利者”的雄心，原则上重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一再产生。因此，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一制度始终以人们的信赖为基础（除了美国之外，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民主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信赖轨迹始终是从刚开始的自信到后来的缄默）：社会福利制度、民众收入和安全性等因素看似都反对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它不可克服的不平等性。人们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因为人们恐惧马克思预言的实现，即无论是否通过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最终都会被革命所推翻。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共识最终接受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在这一制度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为实现马克思的预言作了大量准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