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牺牲不代表法治进步

“没有牺牲，不能促进法治的进步。”李建军说。李是赵艳锦的丈夫，为了替妻子鸣冤，四处上访，屡被劳教。2001年9月，赵艳锦被牵扯进一桩杀人案。12年里，她两次被判无期，两次被宣告无罪。彻底恢复自由前，她累计在看守所度过10年。在河北高院作出无罪判决后，她又被关押了20个月才获得自由。（5月6日《中国青年报》）

检点新闻发现，与赵艳锦一家遭遇类似的不乏其人，先有余详林案，又有浙江张氏叔侄案的10余年冤案平反，继有河南“死刑保证书案”被告人李怀亮，在历经七审三判后，终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时间更为切近的是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五名被告人12年栖身于监狱，终以无罪而开释。

无疑，人生无法再来，10余年的光阴就在牢狱过去，没有了事业发展，也丧失了健康，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在国家机器巨轮之下，卑微的个人，都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他们或选择悲怆的“宽恕”，或被有意拔高的觉悟，“没有牺牲，不能促进法治的进步。”

正如新闻所反映，在现实的司法境遇中，不独程序问题丛生，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亦屡被搁置。追究这些个案或许对一国司法现状并无多大意义，但对每一个公民而言，其意义却是无啻于整个世界。在毁坏的家庭、失去的人生面前，任何所谓的巨额赔偿都意义甚为寥寥。从这个意义而言，司法公正透明，坚守一些基本法律理性，如“证据不足不为罪”就是普罗人生最为珍贵的财富，因为它能保护民众免于法律的恶意追索。

雨果名著《悲惨世界》中有一位司法代表沙威，一生倾力追索主人公冉阿让。法律在这儿几乎成打击平民的罪恶力量，正如那些长期羁押于牢狱之中的无辜公民一样，冉阿让一生生活在这种恶法的阴影之下，不断的颠沛流离不断的牢狱迫害，整个人生的美好都只停留在对天国的假想当中。

严格遵循司法程序，严格坚守法律理性，才能避免国家机器长期错误地针对公民进行战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引出一个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答案，即公民在遭遇刻意的法律陷阱时，从国家制度到民间社会，该如何动员组织救济力量，畅通救济渠道。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种及时的救济，任何人都难免遭遇这种司法之恶，运气好还能等到案情大白，运气差的却将一生抛在牢狱之中。

然而，我们知道，司法不是撞大运。在孟德斯鸠那闪烁着哲理光芒的《论法的精神》中，坚持理性是第一准则，他认为一般的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在今天，公众并不缺乏对于理性的期待与守望，但一个国家法治进步，除了筑起民众理性的基座，还应从国家层面坚守制度的理性，包括对程序合法的追寻、救济渠道的完善等。

回到文章之首，当事人称没有牺牲，不能促进法治的进步，但整个社会不应安慰于此种伟大的宽恕情怀之中，而是应时刻铭记：公民的牺牲不代表社会进步，它只代表法治的耻辱。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