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被所谓“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心脏地带被摧毁。随后，美国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的军事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量且长时期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在他卸任总统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美国当时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与华尔街狼狈为奸的军工财团需要的是军火生意，而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就必须迫使白宫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直至战争。

这时的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

今天美国已失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前阵子，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并没有拉动民生领域的生产，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在华尔街扣除后经白宫财政进入了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衰落严重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样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现在则脱离了国民劳动、直接转换为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行保证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

以美国国民生命代价维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力量。2011年，美国国民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