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2）

然而，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抓住并用好新增长阶段的机遇，要求体制条件发生相应变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有些方面甚为突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体制性障碍，包括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另一方面，适应新阶段的变化，发掘新增长点的潜力，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创新。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阶段的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由此出发，新一轮改革也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重点和特点。

从市场层面看，要推动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金融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使土地、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得到效率更高的配置和利用。例如，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但这种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于收入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城镇化的主要优势，在于从生产、流通、创新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应，从而产生传统农村经济难以比拟的高生产率。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关键是要通过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和配置，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进而把需求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对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从政府层面看，要推动财税制度在收支两方面的重要转型。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在压缩公务开支、厉行节约的同时，将支出重心转向公共服务，逐步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比重。当然，这方面也要汲取国际上过度福利化的教训，坚持量入为出，不能把胃口吊得过高。在收入方面，要逐步提高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这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生产流量规模相应收缩，而居民财产规模逐步扩大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有利于保障税源稳定，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除了推进相关财税制度改革外，居民财产信息登记制度等基础建设也需要先行一步。

从企业层面看，要推动形成有利于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随着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分化、重组、集中的趋势将会加强。我国中长期经济竞争力如何，将取决于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稳定持续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处在龙头位置上的创新型大企业。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近年来，一些政府看不见、瞧不起的领域创新成果脱颖而出、成了大气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

三、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一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改革能够带来红利，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是改革得以持续并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有些改革能够短期见效，有些改革则需要较长时间或较长过程才能见效。在改革初期，应尽可能选择那些易于见效的改革措施起步，为难度较大的改革出台创造条件。新一轮改革应着重围绕新增长点展开，通过改革为增长阶段转换期和新增长阶段提供发展动力和活力。例如，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部分投融资主体负债率较高，融资能力受限，且蕴含较大风险。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新的投资者，既能带动投资增长，也为社会资金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又如，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可选择一些地方，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交易试点，将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增加农民收入，也可能产生抑制城市房价上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