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一、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刘世锦

这些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充裕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广大的市场空间,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定的自然禀赋条件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探索和艰苦努力,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多数产品供求由市场决定,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国有经济改革逐步深化,包括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架构初步形成,调控经验逐步增多和丰富;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逐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这些巨大的体制变迁,打下了形成改革红利的基础。

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体制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有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三个时期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都与当时采取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有关。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生产增长,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乡镇企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邓小平南巡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非国有经济和对外开放取得长足发展,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升。第三个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加入WTO和由此推动的国内改革,加大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快了技术引进和追赶的步伐,从而改进了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二、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会有所变化。

根据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判断,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将会使我们面临以往未曾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增长阶段转换期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增长过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长期潜在的金融财政和产能过剩等风险可能显露;另一方面,新增长阶段虽然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更加讲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这个阶段,将会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包括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的城镇化,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在持续技术追赶的同时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拉动的消费升级,更具深度和质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此等等。这些新增长点将打开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增长阶段转换,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经济“衰落”,相反,将会开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战略机遇期。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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