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如何改变微观政治（2）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东和非洲的民主运动，完全从微博开始，美国最后被迫在外交上以强硬的言辞对待它曾经的盟友，原因完全是来自中东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来自那里的公众非常快速、高效地运用微博和facebook，以及其他的新信息技术来影响全世界。

从这个角度讲，微博的实际力量也许要远远大于我们对想象的“乌合之众”的断言。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新媒体对政治事态的发展实际上会有很大的影响。

周海燕：这个力量被转换或催化的“一定的条件”是什么?

刘宝东：我认为，首先是政府的强势集团对微博的态度。第二点是微博的内容本身。如果这个微博的内容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或者关系到强势阶层及集团被挑战后形成的轰动效应，就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第三就是微博里面是否有意见领袖。那些具有一定领袖才能的人，能够具有远见，对事态的发展有比较客观的把握，又有一定魅力和领袖才能。这些高手在事件里起到解析、建构、引导舆论的作用，他们可以带领人们来看这件事情最终的深远意义是什么。对于微博政治来说，这样的领袖是很重要的。

在美国，微博的领袖以前很多是两党原来的高手，比如在克林顿政府或布什政府里面供过职，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或者对政治关系和政治发展的高超的技能，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形成，于是微博忽然之间成为他们有效的工具。即使已经不再担任国家重要的政治领导职务，但这些人依然能够通过微博影响美国公众对政治的看法。“占领华尔街”显然得益于美国左派政治领袖的鼓励，以及在关键时刻提供如何把这个运动深入推广的经验，让它能够对美国政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微博领袖是微博政治中最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周海燕：在中国的微博传播舆论场中，未必有与美国完全对称的这一因素。身处体制内拥有权力的人，很难在微博上畅所欲言，而体制外的人又很难参与到体制改革中。可以举个例子：红十字会的舆论风波中，在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情绪反弹，然后捐款大幅度下降之后，实际上红十字会内部的制度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我关心的是网络舆论的现实化机理，即：在什么情况下，这种网络上的众声喧哗，会对哪怕非常局部的微观政治有所改善?

刘宝东：在美国，很多微博事件，最终影响最大的，无疑仍然是被政府接受的东西。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个帖子开始，到最后成为一场运动，到政府对于事件的整个态度，决定着微博引发的事件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如此。

但中东事件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和一组数据：当政府极度否定民意的时候，微博反而显示出强大的作用。这个例子给我们提供的反面教训是，对微博民意的大力压制，结果是事件越闹越大。最后，政府的同盟变得越来越少，微博的同盟变得越来越多，多到政府已经不能面对了，然后只能用暴力的方法来对待这个事件。

如果没有微博会怎么样?十年前为什么中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显然，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快速传播的信息、快速地让一些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对政府进行不断地挑战的传播工具。从这个角度说，确实应该把政府对微博的反应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来进行研究。

显然，我们有很多例子，可以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到底哪一种最终朝正面发展，成为政府和公众正面交流及和解的渠道?又有哪些事件因为政府不闻不问，事件也自生自灭?还有哪些事件政府非常反对，用比较极端的手段处理，结果造成了很糟糕的后果?我们有这么多的事例，从比较中往往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出来，避免我们先入为主地说微博就是“乌合之众”，或者说微博是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的前途。我觉得，在这个人类政治因新媒体快速演化的时代，任何很快得出结论的人都可能会犯一个错误。

周海燕：是的，你刚才讲到的几个条件——公共利益、轰动效应、政府对微博传播的态度——这几点都很重要。如果把“占领华尔街”和“阿拉伯之春”做一个比较，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美国是如何对待微博上强烈的反对意见，将其逐渐地纳入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去，至少在目前来看是化解了这个危机;而“阿拉伯之春”，对它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政权来讲是灾难性的。

我觉得，我们许多地方政府的态度，恰恰在这两者之间摇摆，面临两端之间的选择，往哪一个方向走?怎么走?这最终可能取决于政府对微博传播的治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