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公文的修辞艺术（4）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是个语言大师，他注重修辞，讲究文采。学习毛泽东的修辞艺术，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

第一，创造性修辞必须适应题旨和情境的需要。所谓创造性修辞，是指根据题旨和情境的需要，打破现成说法的常规，在修辞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另外创新说法。因为一经对应题旨、情境，就有一个加工的问题，就进入了创造活动之中。题旨，指的是作者立言的意旨，相当于文章的主题。情境，指的是作者的感情和语境。感情有喜和怒，哀和乐，爱和憎等等。这些感情，人人都有切身的体验，它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经常处于极为敏感的前沿阵地。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毛泽东同志为了证明贫农是革命主力军，本来可以将自己所见所闻以平实的语言在考察报告中叙述出来，使读者明白即可，但他并没有仅限于此，而是除了用湖南方言反映以外，还对农民运动的详细情况加以描绘。如“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是作者将自己调查中的观察、体验，通过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态描摹传达给读者，使读者产生联想而有所感受。这也是适应题旨和情境的需要。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作者对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动摇性的分析，则以夸张的笔调来勾画，如他们“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见了“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传神的描绘，漫画般的笔调，是为了适应作者感情和文章题旨的需要。陈望道先生曾经说过：积极修辞着重使人感受，“而要使人感受，就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态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这样，每个被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地，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一定的具体的形象。”（《修辞学发凡》第74页）

第二，创造性修辞必须受社会环境制约。修辞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伴随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的人修辞时必须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这就是说，环境变化了，修辞也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反对党八股》为什么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只用声音、形态摹状，较生动而真实地再现我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现状，相反却用比喻、拟人、析词，甚至是公文中罕见的反语讽谕都加以运用的原因了。反对党八股，正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为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其在党内的流毒影响，分清路线是非，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我教育运动。长期以来，王明依靠共产国际，打着革命的旗帜，窃取党的领导地位，一面摧残革命事业，一面对党内、革命队伍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政策，大批杀害苏区的党员、干部，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此要扭转这个局面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反对王明其“道”而行之，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并以说理的方式，才能解决路线斗争的问题，怎么说理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呢？用毛泽东的话说：“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这个“刺激”的方法，除了原文列出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八大罪状，阐述其对革命的危害以外，再就是以“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比喻长而空的文章；以“小瘪三”比喻语言贫乏；还用仿说法，将“大众化”仿说为“小众化”；又针对党八股不仅有些“洋气”，还带着“土气”，并用反语“也算一个创作吧！”加以讽刺。总之，将“教条主义”这种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体化、人格化，使患有这类毛病的人在作者的丑化揶揄中受到震动，有所领悟，从而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这就与王明实行“残酷斗争”的极左路线的效果绝然相反，由此形成一种“宽松”而良好的社会环境，团结了全党。可见，创造性修辞不能单从修辞本身来研究，还应把它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方能领悟其最佳效果的“源泉”。这就是创造性修辞受制于社会环境的证明。